知堂老人在《北京的茶食》中有这样一段话，一直让我记忆深刻，“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受，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作为为衣食劳碌奔波之人，很难得拥有看花听雨品茶闻香这样优游的状态。但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是不难得在生活中发现有意思的享受的。比如吃，我虽未吃到什么名贵菜肴，豪华大餐，但有一茶一汤总在我的记忆中芳香四溢。
茶是小麦红枣茶。
一个深冬的上午，与二位友人冒着细雨薄雪到一菜馆小聚，细雨纷飞，寒意浸人，一入菜馆，顿觉温馨，菜馆的装饰十分朴拙，颇有农家的天然之趣。本色的桌、椅，桌椅之间放着一个大火盆，炭火明明暗暗，微红的光让人有种透心的 温暖，桌上摆放着青瓷的茶壶、碗盏，白地蓝花，素雅洁净。服务员拿放之间碰出的轻微脆响，温润悦耳。
餐前须饮一杯小麦红枣茶。
在很多地方饮过此种茶，倒不觉得稀罕。服务员极力推荐说：“我们的茶和别处不一样呢，这茶的原料小麦、红枣，连烧茶的木炭都是一个农家老太太家自产的，老太太自家正在后面熬煮呢，风味真的独特。”让人好奇心大增。
茶盛在白地蓝花的盏里上上来，莹白如玉的杯内是一汪如琥珀样透明的茶，那种微黄颇似秋阳下田野的麦黄，上面浮着的几颗红枣，圆实饱满，那种深深的枣红益发衬出麦黄的温和，袅袅升起的香雾似成熟的麦香，带着一种感动和温柔轻轻拂拭着人的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轻啜一口，味道微甘，细细咂摸，那种甘香丝丝缕缕直往人心里渗……
一汤是牛肉萝卜汤。
一日好友请我到武昌一家小店喝牛肉汤。我素不喜食牛肉，因其肉质过于茁实，但不便推辞，便去了。
火端上来后，上架一瓦罐，瓦罐十分粗陋。一股浓香肆意的飘散开来。罐面上浮着一层若隐若现的薄黄，很快被旺火催成秋阳下盛开的朵朵菊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要抢出罐来。喝上一口汤，细细一品，那香里只有牛肉的醇香，还有萝卜的清香。别说没有味精的味道，连惯常的葱花香味都没有。我的脑海跳出郑板桥在江苏兴化厨房的那副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那份天然，何等美妙！
那茶可称得上是自然主义的茶，那汤可称得上是自然主义的汤了。
想起钟叔河先生的话：“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即对待现实之生活时的那种气质和风度”。今人谈吃，更重谈酒店的豪华，菜肴的名贵，菜式的精致，调料的繁杂……过于重视这些，反而忽略了菜的本质，其实现代人在忽略事物本质上，何止是吃这一件事呢？
自然之妙味，乃是生活的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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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5
陈孜君： 生活的真味
2009/08/14
韩云川：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严重滞后的情况。原来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制约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等等。这种政治体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不相适应，与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不相适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除此以外，认识上的误区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不开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体制优越论
体制优越论者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好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因此，在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总是强调坚持和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而不是改革它。这种观点看不到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和弊端。这是妨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认识上的障碍。既然我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多优越性和优势，那还改它干什么？我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无病呻吟么！？
其实，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主要是从领袖和政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如果从更深层次看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的严重偏差。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
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是最大多数人的统治。而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实践中，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实行红色恐怖，取消了俄国人民二月革命后争得的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一系列自由，包括言论、出版、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自由。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说：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没有使俄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道来看，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中断。苏联后来垮台的根子也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从苏东剧变中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确切些说，似乎只要我们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民主制度，而且这种民主制度就一定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确切些说是误导。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真正的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国家实际上是绕开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建设民主政治大厦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偷工减料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因此，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清洗和镇压就如影随形。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40年代对所谓铁托分子的清洗，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事件，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由于这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厦中缺乏民主的支柱，最后都轰然倒塌了。这都是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苏东剧变证明了一条真理：一切不民主的制度都会死亡。
二是将共产党的先进性置于无须检验的地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就只有共产党一个，而是有多个。共产党只是众多工人政党中的一个政党。这说明，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有一个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问题。
而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其他的政党先后被布尔什维克党所消灭。
那么，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列宁当时是这样论述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1页。）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这段话并没有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究竟由哪个政党执掌政权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的。关键是这最后一句。这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列宁说：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斯大林在他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第一条中就对列宁的这个公式作了如下的解释：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也不能看成为职工会的不要钱的附加品——如同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对于这点所反复说的那样；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自职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也就是说，党不只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超出于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因此，党领导着政府，党领导着军队，党领导着工会，党领导着合作社，党领导着工矿企业、学校，党领导着妇女群众组织和青年群众组织，等等。
一个政党是否代表先进，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由谁来检验呢？当然只能由人民群众来检验。通过什么途径来检验？在战争年代，是通过战争的实践来检验，即通过人民群众支持战争的一方来检验。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往往支持那些相对来说进步一些的势力去反对那些相对来说保守或反动一些的势力。那么在和平年代如何检验呢？那就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已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现代社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任何政党，是否执掌政权，要由人民群众来选择、来决定。换句话说，要由人民群众来授权，因为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如果不由人民群众来选择、来决定，那就根本谈不上民主政治。
三是实行严格的集中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提法。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并不是强调民主，而是侧重强调集中。实行集中制是由俄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沙皇统治之下，俄国没有民主可言，当时成立的革命组织基本上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都强调集中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由于组织松散软弱和处于秘密状态的特殊条件，列宁强调党要实行严格的集中制。1902年，有社会民主党人给列宁写信质疑集中制，认为集中制容易造成个人专断，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列宁在复信中说：如果中央偶然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但是不能拿选举制和分散制作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手段，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的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
如果说，在专制制度下，强调集中制是必要的话，那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该着重建设民主制。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并推广到其它国家。
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有区别。在民主制下，民主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核心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说，多数决定，保护少数。民主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而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结果并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如果大家发表的意见与集中指导者（领导者）的意见相左，集中指导者会说，下次再讨论吧。如果民主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集中了，那还要集中制干什么？之所以要加“集中”二字，就是因为集中高于民主。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陷，就好像一辆设计有严重问题的汽车，如果不改变这种设计，不管驾驶者的技术如何，迟早是要出事的。这种政治体制及其设计思想至今仍然控制着不少人的头脑和手脚。
第二种：发展落后论
发展落后论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现在谈民主政治建设为时尚早。只有等到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我们才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这种观点完全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对立起来，似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妨碍经济文化发展。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更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能促进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经济文化条件落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文化水平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提升，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
198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认识上来。
第三种：文化缺失论
文化缺失论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文化。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忍受极权政治？因为中国人几千年都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专制统治者对人的残酷迫害使人们不敢表示反对意见。还有人甚至说，中国人根本就缺少民主、自由的基因。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极权政治体制之下，没有必要进行民主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屈服于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无所作为的观点。的确，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专制主义文化根深蒂固。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民就不追求民主和自由。近代以来，中国多少志士仁人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还体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自由民主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一种新的境界。当然，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非常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永远不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只要我们认真吸取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我们也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四种：民主动乱论
民主动乱论者认为，中国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出现动乱的局面。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才能真正的稳定。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矛盾容易得到解决，社会生活会秩序井然。相反，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社会矛盾会不断激化，只有靠强力维持，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社会表面的稳定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可以举罗马尼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可以说是一个不搞改革的典型例子，但结果怎么样呢？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为齐奥塞斯库欢呼不下60次，但就在14大以后没多久，形势急转直下，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尼亚，个人专断，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在高压的气氛下，人民群众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面上的稳定掩盖着事实上的不稳定。罗马尼亚垮起来可谓是一夜之间。因此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现在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不是专制主义的国家，而是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的体制真正能够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社会的各种矛盾就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社会就能建立在真正稳定的基础之上。因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五种：民主分裂论
民主分裂论者认为，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这种观点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代的历史。中国在列强瓜分的情况下，都没有出现分裂的局面。辛亥革命时各省宣布独立也并不是分裂，而是独立于清廷，实际上是同专制主义作斗争。即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都没有分裂。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可以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民主在本质上是自治的。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各个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各个地方的人民自主地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应该坚持这条原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地方的事情都由那个地方的人民自己作主，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比如，村里事情，由村民作主，乡镇不干预；乡镇的事情由乡镇居民作主，县里不干预；县市的事情由县市人民作主，省区不干预；省区的事情由省区的人民作主，中央不干预。只有跨区域的事情才由上一级政府来协调或决定。这样事情会办得更好些。各地实行高度的自治，国家只保持五个方面的统一就行了。这五个统一是：统一外交、统一国防（武装力量）、统一海关、统一法律、统一货币。这五个统一不仅适用于内地，也适用于台、港、澳地区。全国的事情由全国人民共同决定，地方的事情由地方的人民自己决定。在民主的基础上更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不仅中国大陆的统一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更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中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大陆和台湾还处在分裂分治的状态。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海峡两岸如何才能统一呢？我认为，两岸的统一只能走民主统一之路。两岸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哪个政党，而只能统一于民主。现在，台湾居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台湾的民主政治步子也越来越坚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两岸的统一，只能统一于民主。统一于民主就是统一于进步。其实，海峡两岸都存在统一的意愿，只不过统一的理念不一样罢了。我们有必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只有统一于健全的民主制度，才符合两岸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可以这样说，中国民主政治健全之日，就是中国统一之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原文链接：http://www.yhcqw.com/html/qsp/2009/811/A50F_2.html
2009/05/21
冉云飞：比傻帝国的愚民游戏
我说中国是个“比傻帝国”，有人往往会错看成“傻逼帝国”，虽然这二者有关联，但差别却是很大的。“比傻帝国”是由官方导演，群众参与，恐怖胁迫，知识分子书写所成就的谎言帝国。等我有闲了，我将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比傻游戏写出来，可能堪比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现在只是将我们现实生活的比傻成就，随意拈几个出来说
一：原地踏步踏的傻子游戏。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天空走向天空，从空气走向空气，从傻子走向傻子，从妓院走向妓院，从自己走向自己，你说他们在玩一套什么样的非人类游戏呢？
二：统计政治学的流行。几十年来的统计政治学的撒谎，每年都在增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比傻游戏的基石。如果你喜欢做数学题，你把他们每年的增长率加在一起，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三：按需分配的政治数学。中国真是个有发明创造能力的国家，不仅盛产统计政治学，而且是产生政治数学的温床。中国经济增长总是大幅攀升到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非正常死亡总是持续下降到不准人们说出具体名字和数字的地步。数字在中国是按需分配的，而分配的权力自然在官方手中。
四：国家发展得不好，是人死得不够多。多难兴邦的逻辑前提是，我们这个国家不够好，是因为灾难还不够多，死人还太少，大家不要怕地震加人祸死了近十万人，应该多死点，这个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穷人死光，留下太子党，中国就是世界上平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了。嗯，多难兴太子帮。
五：灾难为什么经常发生呢？那是我们的胜利还太少。一次大地震死了近十万人，只有七个胜利，真是太少了。好在拜政府六十年来的功劳所赐，非正常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才比较轻松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胜利辉煌，死人打造。
六：灾难为什么战胜不完呢？灾难经常发生，不期而至，不必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加以预防，在中国已成一个常态。为什么呢？你要是把灾难完全战胜完了，他们哪里去找战胜灾难的机会呢？所以为了官员们官阶的可持续发展，请屁民们配合，向余秋雨大师学习，保持灾难战胜不完的动人气氛。
七：作为屁民，你为什么要不得好死才行呢？那是为了有机会体现党疼国爱，发挥你作为一个死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后贡献。官方的思路的确历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是在泄露党国机密。
八：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家缺少想像力呢？那是因为中国现实的残酷、无耻超出了小说家的想像力。可怕的现实把中国小说家们的想像力全给噎住了，所以小说家们只好在现实的阴影底下苟延残喘了。
九：中国演员的表演功夫为什么那么差呢？那是因为我们政府表演才能太牛逼，央视每天的新闻联播，就是领导们持续不断表演的剧场，谁还对中国演员于政府的拙劣模仿感兴趣呢？
十：坏事怎么转变成好事呢？就是把坏事尽量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这坏事是怎么造成的，不必用制度变革去制止，因为制止坏事的发生，就是减少了自我表扬、自我圣化的机会，减少了“伟光正”的出镜率和上报率，这样还不如让坏事持续不断存在的好。只有这样坏事才能根据官方的需要，变成他们所能掌控的好事。依此类推，化悲痛为力量，不是将你的悲痛化为替你冤死的孩子维护正当权利的力量，而是要你化为官方所需要的力量，最终把悲痛独自留给你。
2009年5月20日8：29分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
原文地址：http://ranyunfei.com/2009/05/235.htm
2009/04/05
傅国涌：只要黑暗中仍有萤火闪烁
这是2006年6月23日下午13：26的杭州，我独自坐在电脑前，窗外雷声滚滚，天骤然黑了下来，大雨如注。雷雨过去，也许能暂时缓解一下闷热的天气。
几天前，一位网名"五分钱"的朋友在我的博客中留言：
"历史无法假设，亦难改变。过去的沉痛和灾难，我们铭记于心。但是单纯的回顾和反省无济于事，需要的是理性的行动与改变。想请教傅老师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我一直很困惑的一个问题：作为今天的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如此回复：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良心判断，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像萤火虫一样，哪怕只照亮刹那、一点一点的范围，也不能轻言放弃，不断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普通公民站起来。
每天，每时，面对身边和他乡发生的那么多不义、不公的事情，我们显得无奈、无助而无望。面对强大的渗入社会肌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的黑暗，我们显得多么卑微，我们显得多么脆弱，是的，我们是那么不堪一击，任何一个黑暗的分支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们毁灭。
我们只是小小的萤火虫，微不足道，无权无势，站在有力的黑暗当中，我们是那么无力，那么不起眼。黑暗不喜欢我们发光，黑暗不喜欢我们自作主张，黑暗要制定无数的规则、框架和尺度。一句话，黑暗要维持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黑暗要继续主宰我们这个世界，黑暗要用它的尺度衡量一切。尽管如此，萤火虫还是没有灭绝，也许这是黑暗的无奈，黑暗的苦恼。
之后，"五分钱"又留下了这样一首令我怦然心动的小诗：
"星月无光的时候
仍有萤火闪烁
愿意化为灰烬 湮灭
只为刹那之光亮
透入你冰封的心底
温暖重又泛起"
一句"仍有萤火闪烁"，让我体会到自己内心的感动。我知道，这个世界只要还有萤火闪烁，就不致于完全沦陷在无边无际遇的黑暗之中，我们的光虽然微弱得不足一提，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生命，至少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点亮自己，我们是黑暗不成比例的对手，黑暗随时可以吞噬我们，淹没我们的面容，但是我们还是要平静地向黑暗说"不"，我们还是可以坦然地对黑暗说出我们的良心选择，说出我们认定的是和非。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d0d5.html
傅国涌：重申基础教育的独立性
近来，高中文理分科这个话题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有些讨论把问题简单化为赞成还是反对，显然没有抓住本质。大凡有一点良知和正常见解的中国人，都不难看清楚，中国教育的症结在整个教育制度，首当其冲的是高考体制，从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到招生方式等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而高中教育乃至整个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跟着高考走，完全依附在高考体制这个撼不动的庞然大物身上。有的人认为，既然高考是刚性的，不可动摇的，那么一切只能服从于高考，文理分科也是为高考的需要而分，这样考生至少可以少考几门课，少受一点折腾。假如顺着这个思路，存在的便是合理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意义，永远保持现状就可以了。教育部之所以抛出包括高中文理分科在内的20个话题，交社会讨论，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要改变教育现状，哪怕短期内不可能做到根本性的改革，起码也得有一些小改小革。此时，我觉得在理念层次将一些长久被扭曲的观点说清楚，尤其变得重要。
首先是基础教育的定位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从事教育的人更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基础教育有自身的独立性，它不是高等教育的预科，不是高考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换言之，基础教育原本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内核，自己活的生命。我们有过许多令人怀恋的老中学，那些曾给予一代代国人精神滋养的校园，那些激发了学生创造力，给了不同学生发挥个性、舒展多样天赋的圣地，那也是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之一，一所好的中学、小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一所好的大学。然而，随着高考体制推土机般强势的推行，多年来，包括高中在内的基础教育事实上已日趋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沦为高考的附属物，文理分科就是其中的派生物之一。
基础教育的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要培养人，培养公民，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办基础教育的核心使命，离开了这一点的教育一定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有人说高中文理分科有利于专才的培养，使学生早一点按专长发展自己，有助于将来的专业成长，可以多一些时间积累。这个观点正是背离了基础教育的目标和内涵，培养专才从来就不是基础教育的责任，普及性的基础教育本质上就是通识教育，是针对普通人的，它通过知识的传承、体育和集体生活的训练，旨在造就一个个受过文明知识熏陶、具备基本常识的普通人，培养一个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足以承担社会责任的健全公民，也就是铸造一代代社会的基石。而决不是为了给高等教育输送很会做习题、填写标准答卷的学生，人永远要比机器或工具重要，一个民族即使满大街都是考试能人、答题高手，又能怎么样？
他们最多只能把考上大学当作终点，以为人生在世终极目标就是拼高考，拼过了这一关，便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基础教育造出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教育便越失败。前几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就公布过一份《新生适应心理准备状况调查报告》，随机抽取该校294名新生，27%的学生是走一步，看一步，没有任何短期或长期打算，没有方向感；51%的新生有近期规划，集中在学习、打工、社会实践几个方面；39%的学生有较为长期的安排，也只是集中在读研、出国和未来就业方面。而读研、出国对大多数人而言，就像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奔着考大学这个目标一样。他们不仅普遍缺乏长期的打算，就连大学期间的学习动力也没有了。负责这项调查的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张麒说，“不少新生把高考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目标，以为进了大学后就可以停止人生的追求，从而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他分析说，许多学生把“考上大学”作为其人生的最终目标，即使在大学阶段把目标定在学习和考研的那些人，也只是一种惯性，是中小学时代做一个“好学生”的延伸，并无长远考虑和自我价值的定位。实际上，在大学拼命扩招，一方面大学行政化，一方面大学企业化的今天，加上就业形势如此严峻，“上大学”根本不能当终点，甚至连饭碗都悬在空中。
这决非一个特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无意把矛头指向那些把“考上大学”当终点的莘莘学子，他们只是可怜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教育体制特别是高考体制以及社会环境塑造出来的。从上小学起，甚至从幼儿园起，学校、家庭和社会给他们的熏陶、灌输和教育，都是围绕着考大学、考重点大学、考名牌大学这个单一目标的，耳濡目染，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思维习惯，悠悠万事，唯高考为大，高考是天，一切都给高考这个中心让路。中小学教育没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学生12年的美好光阴都奔着这一次决定终身的高考，仿佛他们是为高考而生的，好不容易到达终点站，他们的神经当然会彻底放松下来。这个教育体制是完全按政治的意志设计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在作怪，只有这样，通过高考流水作业，培养出大量只能应付考试、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个政权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著名记者卢跃刚说，七八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新记者，几十个前来应聘的重点大学大学生、研究生，甚至不知道有个“赵紫阳”曾当过国务院总理。这是教育的产物，一句话，今天的教育之所以要变成高考教育，目的还是要将人工具化、机器化、原子化，一句话就是洗脑高于一切。
尽管政治制度的变革还没有启动，但教育的变革不能等待，在可以起步的地方的先起步，重申基础教育的独立性，因此而迫在眉睫。睁眼看看，我们毋庸讳言，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事实上已经异化为单一的高考教育，学生、老师甚至家长都被绑在这架停不下来的战车上，不仅严重限制了学生，也严重限制了老师的全部创造性，全部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累死学生、老师，也戕害了一个民族的生机和活力。要让战车缓下来，停一停，需要教育制度的改革，需要政治制度的转型，同样需要国人在价值层面的反思。恢复基础教育的独立性，让所有教科书、教学手段、练习、考试不再围着高考而转，更多地呈现教育的多样性、丰富性、开放性和可爱性，不要把学生的所有宝贵精力都消耗在一次次的大考小试中，多给学生一些开拓视野的机会，多给学生自主阅读、思考的空间，让他们有喘息的时间，逐渐建立起自己精神世界的基础，这才是基础教育的本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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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29
傅国涌：重要的是培育社会理性 ——与崔卫平对话
记得2004年夏天，崔卫平在一次闲聊中对我说，哈维尔的语言是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正是她将这位波兰当代思想家的文集《通往公民社会》译成了中文，她是有资格作这样的评断的，鉴于“政治”一词可能产生的歧义，我说，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叫做政治的语言，不如叫做公民的语言。不久前，正好崔卫平的新书《正义之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我们围绕着这本新书涉及的问题，做了一次小小的对话。
傅国涌：“要多少好东西才能造就一个人”，我很喜欢你的这个说法，如果说《民间文学》是你童年的精神滋养，西方文学、哲学、电影是你年轻时代重要的生命源泉，那么，在你后来一步步走近波普尔、阿伦特、哈维尔、米奇尼克之前，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已给你提供了一个富足的精神世界，你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你最终把目光转到了东欧思想文化？
崔卫平：能够造就一个人的不仅仅是他所阅读的资料，同时还有身处其中的现实。然而光有现实没有现实感也不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现实当中，但是并非每个人对于现实都有同样的感受和认识，甚至有人对于所谓“现实”毫无兴趣。在某种意义上，“现实”首先意味着“外部世界”，对现实的兴趣是对于超越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兴趣。阿伦特经常用一个词叫做“worldly”，直译就是“世界性的”，这是从海德格尔哲学中发展出来的一个词，阿伦特把它引申为站到外部世界的光亮中去，不只是隐藏在个人私生活的小天地当中，人才算是实现了他的最高本质。
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文化大革命时尚属年幼，但是大街上不时发生各种令人惊骇的奇怪事情，比如各种游行庆祝、批斗游街以及火烧当地剧团的演出服、漂亮的头饰等等，把我原本如同小动物般执着于个人生活的生命状态，拉到一个更大的时空中去，觉得外部世界是与我有着血肉关系的。稍长一些，读了许多鲁迅以及马克思的著作，他们都拥有比较紧迫的现实感，富有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力量。
当然，我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也非常重要。文学注重细节、注重平衡、注重形式，这些都内在地塑造了我的精神气质，成为我看待这个世界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我们除了需要对现实世界的敏感观察之外，同时还需要能够理解和描述自己周围的世界，能够为周围的世界寻找到一种结构性的表达。很长时间之内，我常常感到十分苦恼的是，无法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或者结构，来承载我们自身的生活。如此，生活就只是一些碎片，一些互相断裂的、令人感到晦涩和气闷的东西。
开始阅读哈维尔，最能够吸引我的，首先是他的表达形式。剧作家出身、有着现象学背景的哈维尔，能够用那样一种随笔（essay）的形式，把自己所处的现实及其结构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那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将现实的各个方面加以联系的总体描述和解释。那样一种对于现实的整体承担，一种从细节生发开去的宽广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的体现，一种整体性的道德担当。我同时还接触了一些东欧的诗人、导演，他们的作品，可以用“道德与美学”相结合来形容。所以应该说，就我接触的这部分东欧当代思想文化，满足了我对于现实与形式、道德与美学等不只一种平衡的要求。
傅：《正义之前》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你对米沃什、布罗茨基、托马斯·曼、阿伦特、哈维尔、米奇尼克以及林昭等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认识，特别是关于他们精神价值的言说，第二部分虽然是一组小文章构成，好象是《中国新闻周刊》的系列专栏文章，却完全代表了你个人自己的言说，可否把前者看作是你的精神源头，后者则是你用自己的言词表达自己的观点。
崔：谢谢理解，可以说是这样。除了这些人的精神价值之外，我还十分注重一个人的精神结构，这是我早先做文学批评时，学习“新批评”养成的眼光和要求。不仅仅是某个片断的想法，那样十分容易失去平衡，陷入所谓“片面的深刻”，导致我称之为对于现实的“诅咒式理解”。而所谓一种结构性的理解，同时意味着一种空间，一种空间便意味着能够提示一种生长性，能够生发和成长，能够孕育和壮大，换句话说，便是“建设性”。这本集子里的那个“重建社会小辑”的确是寻求我自身表达的开始，虽然每篇篇幅不长，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是下了功夫的，差不多每周除去一点上课的工作任务之外，就在“炮制”这样一篇小文章。我希望它能够从一个现实的细节入手，从中勾连出我们社会现实的某些结构性的、深层的问题，同时把一种新的结构“嫁接”上去，给出一个生长性的小空间。而且它们互相之间也要有一种照应和关联，看上去是一篇一篇独立的文章，最终加起来是一个整体结构的东西。因为某些原因，这个系列后来在发表时有点受阻，本来想能够写成一本书，现在这样拿出来，仍然有些不够完整，只能大致看出一点迹象。
傅：我记得你有一阵子喜欢说“社会解放”这个词，你说我们以前只熟悉“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而很少听说“社会解放”。你不妨对“社会解放”做一点阐释。
崔： “个人解放”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思想解放”是1978年的重要口号，它们都针对我们社会的一些重要束缚，带来了重大解放。然而这两者主要还是着眼于个人的维度，“思想解放”也是说作为个人，人们的眼光要进一步打开。当然，个人只有眼光打开，才能迈开步子。但同时要问的是，谁的“思想解放”？也许这个口号背后隐藏着的是，只有大人物们他们的思想解放，社会前进的步伐才更快一些。在这样的提法中，“主动权”仍然是在少数人手中。
应该说，虽然我们一直在使用“社会”这个词，但是对于这个概念的认识实际上非常抽象，对于社会的看法也比较陌异。在一些表述中，社会是一个危险的、不可信任的存在，比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另外一些表述中，“社会”又成了在我们自身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客观的东西。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看法，在于人们把视野仅仅停留在“个人”与“国家权力”这两级上面，而未曾注意到在“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还有“社会”这个重要的自主性的中介环节。
“社会”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它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五光十色的矛盾和形形色色的利益冲突，对于这些矛盾冲突的处理不一定都要闹到官府上，人们之间便可以发展出一些途径、手段，一些常设的机构，比如民间自治的社会组织，通过各种规约、面对面的谈判等，缓冲和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冲突。什么事情都要等到国家来管，一来国家顾不过来，二来会延缓解决矛盾的最好时机，使得矛盾扩大变得激烈。比如频频发生的矿难，有人抱怨道：“黑心矿主赚钱，死了人却由国家来埋单”，当然最终由国家出面负责是好的，是一大进步，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假如在煤矿上允许工人们成立自己的工会，由工人们自己的工会提供安全操作各方面的严格监督，有危险时坚决不下矿，不下矿时工人的工资还要得到保证，这样就能够限制“黑心老板”仅仅为了赚钱，完全无视工人的生命安全。不能指望矿主本身对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好，巨大的利益驱动会使人丧失理性。理性的办法是应该有另外一个常设机构来保障真正的监督能够执行，保证工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体现。
“社会解放”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扩大社会自主的意思，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有力纽带，让人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替国家松绑，不能总是在食堂里吃出一条虫子来都是国家不好。
傅：你就“重建社会”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有见地、有思想深度的看法，老实说，“建设”这个词在社会层面我们至今依然是陌生的。我愿意把这个想法看做是你的思想亮点。长期以来我们恰恰是缺乏健康的社会理性，非理性往往占了上风。在“重建社会”中，是否可以把“社会理性”看作是一个中心词？
崔：是的。人人都处在社会之中，都作为利益的一方，也是矛盾的一方。我们每个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也是矛盾的主体，是潜在的矛盾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矛盾”或者“社会矛盾”都要“脱敏”，不要看见矛盾就风吹草动，觉得很紧张。所谓“社会理性”，首先是对于所发生的社会矛盾本身的认识要理性，哪怕是比较激烈的矛盾，都不能看作是对于自己权力的挑衅，是冲着自己而来的，不能将社会矛盾“政治化”。当然，如果解决得不好，社会矛盾也有可能演变为政治矛盾。而解决矛盾的途径，也不能靠压制，凡是压制下去的东西都不会轻易消失，只会在另外一个时刻、场合卷土重来。理性地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是“社会协商”，协商的思路说到底是一条“共存”、“共生”的思路，给对方一条生路也是给自己一条生路，既不能轻易把人家的饭碗端掉，同样也不能轻易把人家的“窝”端掉，这是“你活、我也活”、“你活、我才能够活”的关系。应该说，这套理性的思路，对于搞了若干年“你死我活”阶级斗争关系的人们来说，还不太熟悉和不太能够掌握。作为知识分子，除了批判，有一个作用就是呼吁社会理性，呼吁理性地解决社会矛盾，尽力避免因为缺少理性，而整个社会出现混乱无序的状态。
傅：我们曾经就米奇尼克的“语言”做过一次小小的讨论，我把他的语言称为“公民语言”， 收入《正义之前》的这些文字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公民语言，特别是第二部分的短文，使我常常想起胡适的话“用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用公民语言说出时代的真相，表达对当下和未来的希望，特别是对正义的期待，这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或许如同春天里花开，秋天里叶落一般的自然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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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公务员是弱势群体
新快报特派记者 陈志龙 尹辉 陈红艳 陈琦钿 张潇
去年底，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深圳警方调查后公布结果称林嘉祥涉嫌猥亵罪不成立，属酒后行为失当，林嘉祥随后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对于这一“猥亵门”事件，昨天，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林嘉祥不可能再复职，但他的工资待遇予以保留，“网络是可以杀人的，他（林嘉祥）就是个倒霉蛋，”刘功臣为林嘉祥叫屈说。
肯定不会再安排林嘉祥工作
刘功臣表示，林嘉祥的事件发生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系统全面整顿了作风、加强了行政作风建设。他说，林嘉祥一事完全不是网络上传的那样，“公安（调查）不是有结果了吗？没有什么事了，但因为酒后失态就把他（林嘉祥）撤职了。我觉得现在的公务员是弱势群体，他就是喝多了，和别人吵架了，吵得厉害了。他是个倒霉蛋。”
刘功臣说，林嘉祥“是一个多年的干部、很好的干部，谁不会有喝醉酒的时候呢”。对于林嘉祥是否被开除党籍一事，刘功臣澄清道：“凭什么开除他？他做什么了？处理得有依据呀。公安有认定吗？没有呀。他触犯法律了吗？难道还能判他刑啊？”
既然没有大的过错，林嘉祥会否复职呢？刘功臣表示，不可能再给林嘉祥安排工作了，但工资待遇还是会保留。
“他家里困难常喝闷酒”
刘功臣认为，林嘉祥遭遇了网络暴力。“其实他（林嘉祥）家里比较困难，他老婆有重病，就一个女儿，身体状况也不好。他工作能力非常强，但经常去喝闷酒解愁，为这事我也批评过他几次，叫他喝酒不要过度。他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出事酒店）吃饭，地方的人（当事女孩的父亲）是会员，非常富。”
对于林嘉祥之前被报道涉嫌猥亵，刘功臣为他叫屈道：“他是老同志了，明年就要退休了，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他喝醉了找厕所，叫小姑娘带一下路，问了一下‘你在哪上学’之类的。”刘功臣说，事后林嘉祥告诉他，“问的时候拍了小姑娘一下，喝酒了手重嘛，小姑娘一看，这人喝醉了，扭头就跑了。”
“整顿网络力度远远不够”
至于网上流传的林嘉祥放言称自己是“交通部派来的，和你们市长级别一样高”，刘功臣表示，网上的视频打出了这些字幕，但摄像头画面是不会有字幕的，“他傻吗？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后来公安局调查了156个目击者，没一个人说林嘉祥说过那样的话。但就因为他在公共场合失态，影响一个领导干部的形象，就撤职了。”
刘功臣认为，林嘉祥事件是受部分“仇官仇政府”的网民煽动。他表示，网络有操纵民意的作用，但重要的是，网络不能作假。“网络是可以杀人的，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因此，他认为目前国内整顿网络的力度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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