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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孜君：生活的真味

2009-08-15T12:49:00.000+08:00

知堂老人在《北京的茶食》中有这样一段话，一直让我记忆深刻，“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受，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作为为衣食劳碌奔波之人，很难得拥有看花听雨品茶闻香这样优游的状态。但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是不难得在生活中发现有意思的享受的。比如吃，我虽未吃到什么名贵菜肴，豪华大餐，但有一茶一汤总在我的记忆中芳香四溢。

　　茶是小麦红枣茶。

　　一个深冬的上午，与二位友人冒着细雨薄雪到一菜馆小聚，细雨纷飞，寒意浸人，一入菜馆，顿觉温馨，菜馆的装饰十分朴拙，颇有农家的天然之趣。本色的桌、椅，桌椅之间放着一个大火盆，炭火明明暗暗，微红的光让人有种透心的　温暖，桌上摆放着青瓷的茶壶、碗盏，白地蓝花，素雅洁净。服务员拿放之间碰出的轻微脆响，温润悦耳。

　　餐前须饮一杯小麦红枣茶。

　　在很多地方饮过此种茶，倒不觉得稀罕。服务员极力推荐说：“我们的茶和别处不一样呢，这茶的原料小麦、红枣，连烧茶的木炭都是一个农家老太太家自产的，老太太自家正在后面熬煮呢，风味真的独特。”让人好奇心大增。

　　茶盛在白地蓝花的盏里上上来，莹白如玉的杯内是一汪如琥珀样透明的茶，那种微黄颇似秋阳下田野的麦黄，上面浮着的几颗红枣，圆实饱满，那种深深的枣红益发衬出麦黄的温和，袅袅升起的香雾似成熟的麦香，带着一种感动和温柔轻轻拂拭着人的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轻啜一口，味道微甘，细细咂摸，那种甘香丝丝缕缕直往人心里渗……

　　一汤是牛肉萝卜汤。

　　一日好友请我到武昌一家小店喝牛肉汤。我素不喜食牛肉，因其肉质过于茁实，但不便推辞，便去了。
火端上来后，上架一瓦罐，瓦罐十分粗陋。一股浓香肆意的飘散开来。罐面上浮着一层若隐若现的薄黄，很快被旺火催成秋阳下盛开的朵朵菊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要抢出罐来。喝上一口汤，细细一品，那香里只有牛肉的醇香，还有萝卜的清香。别说没有味精的味道，连惯常的葱花香味都没有。我的脑海跳出郑板桥在江苏兴化厨房的那副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那份天然，何等美妙！

　　那茶可称得上是自然主义的茶，那汤可称得上是自然主义的汤了。

　　想起钟叔河先生的话：“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即对待现实之生活时的那种气质和风度”。今人谈吃，更重谈酒店的豪华，菜肴的名贵，菜式的精致，调料的繁杂……过于重视这些，反而忽略了菜的本质，其实现代人在忽略事物本质上，何止是吃这一件事呢？

　　自然之妙味，乃是生活的真味。

原文链接：(隐私原因，已移除)

韩云川：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

2009-08-14T12:53:00.000+08:00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严重滞后的情况。原来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制约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等等。这种政治体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不相适应，与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不相适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除此以外，认识上的误区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不开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体制优越论

　　体制优越论者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好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因此，在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总是强调坚持和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而不是改革它。这种观点看不到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和弊端。这是妨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认识上的障碍。既然我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多优越性和优势，那还改它干什么？我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无病呻吟么！？

　　其实，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主要是从领袖和政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如果从更深层次看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的严重偏差。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

　　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是最大多数人的统治。而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实践中，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实行红色恐怖，取消了俄国人民二月革命后争得的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一系列自由，包括言论、出版、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自由。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说：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没有使俄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道来看，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中断。苏联后来垮台的根子也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从苏东剧变中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确切些说，似乎只要我们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民主制度，而且这种民主制度就一定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确切些说是误导。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真正的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国家实际上是绕开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建设民主政治大厦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偷工减料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因此，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清洗和镇压就如影随形。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40年代对所谓铁托分子的清洗，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事件，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由于这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厦中缺乏民主的支柱，最后都轰然倒塌了。这都是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苏东剧变证明了一条真理：一切不民主的制度都会死亡。

　　二是将共产党的先进性置于无须检验的地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就只有共产党一个，而是有多个。共产党只是众多工人政党中的一个政党。这说明，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有一个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问题。

　　而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其他的政党先后被布尔什维克党所消灭。

　　那么，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列宁当时是这样论述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1页。）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这段话并没有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究竟由哪个政党执掌政权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的。关键是这最后一句。这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列宁说：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斯大林在他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第一条中就对列宁的这个公式作了如下的解释：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也不能看成为职工会的不要钱的附加品——如同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对于这点所反复说的那样；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自职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也就是说，党不只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超出于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因此，党领导着政府，党领导着军队，党领导着工会，党领导着合作社，党领导着工矿企业、学校，党领导着妇女群众组织和青年群众组织，等等。

　　一个政党是否代表先进，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由谁来检验呢？当然只能由人民群众来检验。通过什么途径来检验？在战争年代，是通过战争的实践来检验，即通过人民群众支持战争的一方来检验。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往往支持那些相对来说进步一些的势力去反对那些相对来说保守或反动一些的势力。那么在和平年代如何检验呢？那就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已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现代社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任何政党，是否执掌政权，要由人民群众来选择、来决定。换句话说，要由人民群众来授权，因为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如果不由人民群众来选择、来决定，那就根本谈不上民主政治。

　　三是实行严格的集中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提法。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并不是强调民主，而是侧重强调集中。实行集中制是由俄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沙皇统治之下，俄国没有民主可言，当时成立的革命组织基本上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都强调集中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由于组织松散软弱和处于秘密状态的特殊条件，列宁强调党要实行严格的集中制。1902年，有社会民主党人给列宁写信质疑集中制，认为集中制容易造成个人专断，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列宁在复信中说：如果中央偶然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但是不能拿选举制和分散制作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手段，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的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

　　如果说，在专制制度下，强调集中制是必要的话，那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该着重建设民主制。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并推广到其它国家。

　　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有区别。在民主制下，民主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核心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说，多数决定，保护少数。民主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而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结果并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如果大家发表的意见与集中指导者（领导者）的意见相左，集中指导者会说，下次再讨论吧。如果民主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集中了，那还要集中制干什么？之所以要加“集中”二字，就是因为集中高于民主。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陷，就好像一辆设计有严重问题的汽车，如果不改变这种设计，不管驾驶者的技术如何，迟早是要出事的。这种政治体制及其设计思想至今仍然控制着不少人的头脑和手脚。

第二种：发展落后论

　　发展落后论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现在谈民主政治建设为时尚早。只有等到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我们才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这种观点完全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对立起来，似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妨碍经济文化发展。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更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能促进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经济文化条件落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文化水平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提升，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

　　198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认识上来。

第三种：文化缺失论

　　文化缺失论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文化。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忍受极权政治？因为中国人几千年都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专制统治者对人的残酷迫害使人们不敢表示反对意见。还有人甚至说，中国人根本就缺少民主、自由的基因。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极权政治体制之下，没有必要进行民主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屈服于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无所作为的观点。的确，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专制主义文化根深蒂固。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民就不追求民主和自由。近代以来，中国多少志士仁人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还体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自由民主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一种新的境界。当然，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非常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永远不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只要我们认真吸取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我们也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四种：民主动乱论

　　民主动乱论者认为，中国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出现动乱的局面。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才能真正的稳定。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矛盾容易得到解决，社会生活会秩序井然。相反，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社会矛盾会不断激化，只有靠强力维持，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社会表面的稳定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可以举罗马尼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可以说是一个不搞改革的典型例子，但结果怎么样呢？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为齐奥塞斯库欢呼不下60次，但就在14大以后没多久，形势急转直下，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尼亚，个人专断，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在高压的气氛下，人民群众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面上的稳定掩盖着事实上的不稳定。罗马尼亚垮起来可谓是一夜之间。因此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现在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不是专制主义的国家，而是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的体制真正能够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社会的各种矛盾就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社会就能建立在真正稳定的基础之上。因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五种：民主分裂论

　　民主分裂论者认为，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这种观点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代的历史。中国在列强瓜分的情况下，都没有出现分裂的局面。辛亥革命时各省宣布独立也并不是分裂，而是独立于清廷，实际上是同专制主义作斗争。即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都没有分裂。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可以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民主在本质上是自治的。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各个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各个地方的人民自主地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应该坚持这条原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地方的事情都由那个地方的人民自己作主，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比如，村里事情，由村民作主，乡镇不干预；乡镇的事情由乡镇居民作主，县里不干预；县市的事情由县市人民作主，省区不干预；省区的事情由省区的人民作主，中央不干预。只有跨区域的事情才由上一级政府来协调或决定。这样事情会办得更好些。各地实行高度的自治，国家只保持五个方面的统一就行了。这五个统一是：统一外交、统一国防（武装力量）、统一海关、统一法律、统一货币。这五个统一不仅适用于内地，也适用于台、港、澳地区。全国的事情由全国人民共同决定，地方的事情由地方的人民自己决定。在民主的基础上更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不仅中国大陆的统一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更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中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大陆和台湾还处在分裂分治的状态。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海峡两岸如何才能统一呢？我认为，两岸的统一只能走民主统一之路。两岸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哪个政党，而只能统一于民主。现在，台湾居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台湾的民主政治步子也越来越坚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两岸的统一，只能统一于民主。统一于民主就是统一于进步。其实，海峡两岸都存在统一的意愿，只不过统一的理念不一样罢了。我们有必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只有统一于健全的民主制度，才符合两岸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可以这样说，中国民主政治健全之日，就是中国统一之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原文链接：http://www.yhcqw.com/html/qsp/2009/811/A50F_2.html

冉云飞：比傻帝国的愚民游戏

2009-05-21T15:00:00.000+08:00

我说中国是个“比傻帝国”，有人往往会错看成“傻逼帝国”，虽然这二者有关联，但差别却是很大的。“比傻帝国”是由官方导演，群众参与，恐怖胁迫，知识分子书写所成就的谎言帝国。等我有闲了，我将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比傻游戏写出来，可能堪比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现在只是将我们现实生活的比傻成就，随意拈几个出来说

　　一：原地踏步踏的傻子游戏。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天空走向天空，从空气走向空气，从傻子走向傻子，从妓院走向妓院，从自己走向自己，你说他们在玩一套什么样的非人类游戏呢？

　　二：统计政治学的流行。几十年来的统计政治学的撒谎，每年都在增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比傻游戏的基石。如果你喜欢做数学题，你把他们每年的增长率加在一起，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三：按需分配的政治数学。中国真是个有发明创造能力的国家，不仅盛产统计政治学，而且是产生政治数学的温床。中国经济增长总是大幅攀升到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非正常死亡总是持续下降到不准人们说出具体名字和数字的地步。数字在中国是按需分配的，而分配的权力自然在官方手中。

　　四：国家发展得不好，是人死得不够多。多难兴邦的逻辑前提是，我们这个国家不够好，是因为灾难还不够多，死人还太少，大家不要怕地震加人祸死了近十万人，应该多死点，这个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穷人死光，留下太子党，中国就是世界上平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了。嗯，多难兴太子帮。

　　五：灾难为什么经常发生呢？那是我们的胜利还太少。一次大地震死了近十万人，只有七个胜利，真是太少了。好在拜政府六十年来的功劳所赐，非正常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才比较轻松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胜利辉煌，死人打造。

　　六：灾难为什么战胜不完呢？灾难经常发生，不期而至，不必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加以预防，在中国已成一个常态。为什么呢？你要是把灾难完全战胜完了，他们哪里去找战胜灾难的机会呢？所以为了官员们官阶的可持续发展，请屁民们配合，向余秋雨大师学习，保持灾难战胜不完的动人气氛。

　　七：作为屁民，你为什么要不得好死才行呢？那是为了有机会体现党疼国爱，发挥你作为一个死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后贡献。官方的思路的确历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是在泄露党国机密。

　　八：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家缺少想像力呢？那是因为中国现实的残酷、无耻超出了小说家的想像力。可怕的现实把中国小说家们的想像力全给噎住了，所以小说家们只好在现实的阴影底下苟延残喘了。

　　九：中国演员的表演功夫为什么那么差呢？那是因为我们政府表演才能太牛逼，央视每天的新闻联播，就是领导们持续不断表演的剧场，谁还对中国演员于政府的拙劣模仿感兴趣呢？

　　十：坏事怎么转变成好事呢？就是把坏事尽量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这坏事是怎么造成的，不必用制度变革去制止，因为制止坏事的发生，就是减少了自我表扬、自我圣化的机会，减少了“伟光正”的出镜率和上报率，这样还不如让坏事持续不断存在的好。只有这样坏事才能根据官方的需要，变成他们所能掌控的好事。依此类推，化悲痛为力量，不是将你的悲痛化为替你冤死的孩子维护正当权利的力量，而是要你化为官方所需要的力量，最终把悲痛独自留给你。

　　2009年5月20日8：29分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

原文地址：http://ranyunfei.com/2009/05/235.htm

傅国涌：只要黑暗中仍有萤火闪烁

2009-04-05T22:09:00.002+08:00

这是2006年6月23日下午13：26的杭州，我独自坐在电脑前，窗外雷声滚滚，天骤然黑了下来，大雨如注。雷雨过去，也许能暂时缓解一下闷热的天气。
　　几天前，一位网名"五分钱"的朋友在我的博客中留言：

　　"历史无法假设，亦难改变。过去的沉痛和灾难，我们铭记于心。但是单纯的回顾和反省无济于事，需要的是理性的行动与改变。想请教傅老师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我一直很困惑的一个问题：作为今天的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如此回复：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良心判断，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像萤火虫一样，哪怕只照亮刹那、一点一点的范围，也不能轻言放弃，不断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普通公民站起来。

　　每天，每时，面对身边和他乡发生的那么多不义、不公的事情，我们显得无奈、无助而无望。面对强大的渗入社会肌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的黑暗，我们显得多么卑微，我们显得多么脆弱，是的，我们是那么不堪一击，任何一个黑暗的分支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们毁灭。

　　我们只是小小的萤火虫，微不足道，无权无势，站在有力的黑暗当中，我们是那么无力，那么不起眼。黑暗不喜欢我们发光，黑暗不喜欢我们自作主张，黑暗要制定无数的规则、框架和尺度。一句话，黑暗要维持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黑暗要继续主宰我们这个世界，黑暗要用它的尺度衡量一切。尽管如此，萤火虫还是没有灭绝，也许这是黑暗的无奈，黑暗的苦恼。

　　之后，"五分钱"又留下了这样一首令我怦然心动的小诗：

　　"星月无光的时候
　　仍有萤火闪烁
　　愿意化为灰烬湮灭
　　只为刹那之光亮
　　透入你冰封的心底
　　温暖重又泛起"

　　一句"仍有萤火闪烁"，让我体会到自己内心的感动。我知道，这个世界只要还有萤火闪烁，就不致于完全沦陷在无边无际遇的黑暗之中，我们的光虽然微弱得不足一提，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生命，至少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点亮自己，我们是黑暗不成比例的对手，黑暗随时可以吞噬我们，淹没我们的面容，但是我们还是要平静地向黑暗说"不"，我们还是可以坦然地对黑暗说出我们的良心选择，说出我们认定的是和非。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d0d5.html

傅国涌：重申基础教育的独立性

2009-04-05T22:05:00.002+08:00

近来，高中文理分科这个话题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有些讨论把问题简单化为赞成还是反对，显然没有抓住本质。大凡有一点良知和正常见解的中国人，都不难看清楚，中国教育的症结在整个教育制度，首当其冲的是高考体制，从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到招生方式等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而高中教育乃至整个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跟着高考走，完全依附在高考体制这个撼不动的庞然大物身上。有的人认为，既然高考是刚性的，不可动摇的，那么一切只能服从于高考，文理分科也是为高考的需要而分，这样考生至少可以少考几门课，少受一点折腾。假如顺着这个思路，存在的便是合理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意义，永远保持现状就可以了。教育部之所以抛出包括高中文理分科在内的20个话题，交社会讨论，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要改变教育现状，哪怕短期内不可能做到根本性的改革，起码也得有一些小改小革。此时，我觉得在理念层次将一些长久被扭曲的观点说清楚，尤其变得重要。

　　首先是基础教育的定位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从事教育的人更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基础教育有自身的独立性，它不是高等教育的预科，不是高考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换言之，基础教育原本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内核，自己活的生命。我们有过许多令人怀恋的老中学，那些曾给予一代代国人精神滋养的校园，那些激发了学生创造力，给了不同学生发挥个性、舒展多样天赋的圣地，那也是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之一，一所好的中学、小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一所好的大学。然而，随着高考体制推土机般强势的推行，多年来，包括高中在内的基础教育事实上已日趋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沦为高考的附属物，文理分科就是其中的派生物之一。

　　基础教育的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要培养人，培养公民，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办基础教育的核心使命，离开了这一点的教育一定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有人说高中文理分科有利于专才的培养，使学生早一点按专长发展自己，有助于将来的专业成长，可以多一些时间积累。这个观点正是背离了基础教育的目标和内涵，培养专才从来就不是基础教育的责任，普及性的基础教育本质上就是通识教育，是针对普通人的，它通过知识的传承、体育和集体生活的训练，旨在造就一个个受过文明知识熏陶、具备基本常识的普通人，培养一个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足以承担社会责任的健全公民，也就是铸造一代代社会的基石。而决不是为了给高等教育输送很会做习题、填写标准答卷的学生，人永远要比机器或工具重要，一个民族即使满大街都是考试能人、答题高手，又能怎么样？

　　他们最多只能把考上大学当作终点，以为人生在世终极目标就是拼高考，拼过了这一关，便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基础教育造出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教育便越失败。前几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就公布过一份《新生适应心理准备状况调查报告》，随机抽取该校294名新生，27%的学生是走一步，看一步，没有任何短期或长期打算，没有方向感；51%的新生有近期规划，集中在学习、打工、社会实践几个方面；39%的学生有较为长期的安排，也只是集中在读研、出国和未来就业方面。而读研、出国对大多数人而言，就像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奔着考大学这个目标一样。他们不仅普遍缺乏长期的打算，就连大学期间的学习动力也没有了。负责这项调查的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张麒说，“不少新生把高考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目标，以为进了大学后就可以停止人生的追求，从而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他分析说，许多学生把“考上大学”作为其人生的最终目标，即使在大学阶段把目标定在学习和考研的那些人，也只是一种惯性，是中小学时代做一个“好学生”的延伸，并无长远考虑和自我价值的定位。实际上，在大学拼命扩招，一方面大学行政化，一方面大学企业化的今天，加上就业形势如此严峻，“上大学”根本不能当终点，甚至连饭碗都悬在空中。

　　这决非一个特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无意把矛头指向那些把“考上大学”当终点的莘莘学子，他们只是可怜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教育体制特别是高考体制以及社会环境塑造出来的。从上小学起，甚至从幼儿园起，学校、家庭和社会给他们的熏陶、灌输和教育，都是围绕着考大学、考重点大学、考名牌大学这个单一目标的，耳濡目染，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思维习惯，悠悠万事，唯高考为大，高考是天，一切都给高考这个中心让路。中小学教育没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学生12年的美好光阴都奔着这一次决定终身的高考，仿佛他们是为高考而生的，好不容易到达终点站，他们的神经当然会彻底放松下来。这个教育体制是完全按政治的意志设计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在作怪，只有这样，通过高考流水作业，培养出大量只能应付考试、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个政权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著名记者卢跃刚说，七八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新记者，几十个前来应聘的重点大学大学生、研究生，甚至不知道有个“赵紫阳”曾当过国务院总理。这是教育的产物，一句话，今天的教育之所以要变成高考教育，目的还是要将人工具化、机器化、原子化，一句话就是洗脑高于一切。
尽管政治制度的变革还没有启动，但教育的变革不能等待，在可以起步的地方的先起步，重申基础教育的独立性，因此而迫在眉睫。睁眼看看，我们毋庸讳言，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事实上已经异化为单一的高考教育，学生、老师甚至家长都被绑在这架停不下来的战车上，不仅严重限制了学生，也严重限制了老师的全部创造性，全部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累死学生、老师，也戕害了一个民族的生机和活力。要让战车缓下来，停一停，需要教育制度的改革，需要政治制度的转型，同样需要国人在价值层面的反思。恢复基础教育的独立性，让所有教科书、教学手段、练习、考试不再围着高考而转，更多地呈现教育的多样性、丰富性、开放性和可爱性，不要把学生的所有宝贵精力都消耗在一次次的大考小试中，多给学生一些开拓视野的机会，多给学生自主阅读、思考的空间，让他们有喘息的时间，逐渐建立起自己精神世界的基础，这才是基础教育的本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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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重要的是培育社会理性 ——与崔卫平对话

2009-03-29T12:03:00.002+08:00

记得2004年夏天，崔卫平在一次闲聊中对我说，哈维尔的语言是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正是她将这位波兰当代思想家的文集《通往公民社会》译成了中文，她是有资格作这样的评断的，鉴于“政治”一词可能产生的歧义，我说，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叫做政治的语言，不如叫做公民的语言。不久前，正好崔卫平的新书《正义之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我们围绕着这本新书涉及的问题，做了一次小小的对话。

　　傅国涌：“要多少好东西才能造就一个人”，我很喜欢你的这个说法，如果说《民间文学》是你童年的精神滋养，西方文学、哲学、电影是你年轻时代重要的生命源泉，那么，在你后来一步步走近波普尔、阿伦特、哈维尔、米奇尼克之前，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已给你提供了一个富足的精神世界，你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你最终把目光转到了东欧思想文化？

　　崔卫平：能够造就一个人的不仅仅是他所阅读的资料，同时还有身处其中的现实。然而光有现实没有现实感也不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现实当中，但是并非每个人对于现实都有同样的感受和认识，甚至有人对于所谓“现实”毫无兴趣。在某种意义上，“现实”首先意味着“外部世界”，对现实的兴趣是对于超越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兴趣。阿伦特经常用一个词叫做“worldly”，直译就是“世界性的”，这是从海德格尔哲学中发展出来的一个词，阿伦特把它引申为站到外部世界的光亮中去，不只是隐藏在个人私生活的小天地当中，人才算是实现了他的最高本质。

　　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文化大革命时尚属年幼，但是大街上不时发生各种令人惊骇的奇怪事情，比如各种游行庆祝、批斗游街以及火烧当地剧团的演出服、漂亮的头饰等等，把我原本如同小动物般执着于个人生活的生命状态，拉到一个更大的时空中去，觉得外部世界是与我有着血肉关系的。稍长一些，读了许多鲁迅以及马克思的著作，他们都拥有比较紧迫的现实感，富有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力量。

　　当然，我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也非常重要。文学注重细节、注重平衡、注重形式，这些都内在地塑造了我的精神气质，成为我看待这个世界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我们除了需要对现实世界的敏感观察之外，同时还需要能够理解和描述自己周围的世界，能够为周围的世界寻找到一种结构性的表达。很长时间之内，我常常感到十分苦恼的是，无法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或者结构，来承载我们自身的生活。如此，生活就只是一些碎片，一些互相断裂的、令人感到晦涩和气闷的东西。

　　开始阅读哈维尔，最能够吸引我的，首先是他的表达形式。剧作家出身、有着现象学背景的哈维尔，能够用那样一种随笔（essay）的形式，把自己所处的现实及其结构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那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将现实的各个方面加以联系的总体描述和解释。那样一种对于现实的整体承担，一种从细节生发开去的宽广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的体现，一种整体性的道德担当。我同时还接触了一些东欧的诗人、导演，他们的作品，可以用“道德与美学”相结合来形容。所以应该说，就我接触的这部分东欧当代思想文化，满足了我对于现实与形式、道德与美学等不只一种平衡的要求。

　　傅：《正义之前》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你对米沃什、布罗茨基、托马斯·曼、阿伦特、哈维尔、米奇尼克以及林昭等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认识，特别是关于他们精神价值的言说，第二部分虽然是一组小文章构成，好象是《中国新闻周刊》的系列专栏文章，却完全代表了你个人自己的言说，可否把前者看作是你的精神源头，后者则是你用自己的言词表达自己的观点。

　　崔：谢谢理解，可以说是这样。除了这些人的精神价值之外，我还十分注重一个人的精神结构，这是我早先做文学批评时，学习“新批评”养成的眼光和要求。不仅仅是某个片断的想法，那样十分容易失去平衡，陷入所谓“片面的深刻”，导致我称之为对于现实的“诅咒式理解”。而所谓一种结构性的理解，同时意味着一种空间，一种空间便意味着能够提示一种生长性，能够生发和成长，能够孕育和壮大，换句话说，便是“建设性”。这本集子里的那个“重建社会小辑”的确是寻求我自身表达的开始，虽然每篇篇幅不长，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是下了功夫的，差不多每周除去一点上课的工作任务之外，就在“炮制”这样一篇小文章。我希望它能够从一个现实的细节入手，从中勾连出我们社会现实的某些结构性的、深层的问题，同时把一种新的结构“嫁接”上去，给出一个生长性的小空间。而且它们互相之间也要有一种照应和关联，看上去是一篇一篇独立的文章，最终加起来是一个整体结构的东西。因为某些原因，这个系列后来在发表时有点受阻，本来想能够写成一本书，现在这样拿出来，仍然有些不够完整，只能大致看出一点迹象。

　　傅：我记得你有一阵子喜欢说“社会解放”这个词，你说我们以前只熟悉“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而很少听说“社会解放”。你不妨对“社会解放”做一点阐释。

　　崔： “个人解放”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思想解放”是1978年的重要口号，它们都针对我们社会的一些重要束缚，带来了重大解放。然而这两者主要还是着眼于个人的维度，“思想解放”也是说作为个人，人们的眼光要进一步打开。当然，个人只有眼光打开，才能迈开步子。但同时要问的是，谁的“思想解放”？也许这个口号背后隐藏着的是，只有大人物们他们的思想解放，社会前进的步伐才更快一些。在这样的提法中，“主动权”仍然是在少数人手中。

　　应该说，虽然我们一直在使用“社会”这个词，但是对于这个概念的认识实际上非常抽象，对于社会的看法也比较陌异。在一些表述中，社会是一个危险的、不可信任的存在，比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另外一些表述中，“社会”又成了在我们自身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客观的东西。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看法，在于人们把视野仅仅停留在“个人”与“国家权力”这两级上面，而未曾注意到在“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还有“社会”这个重要的自主性的中介环节。

　　“社会”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它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五光十色的矛盾和形形色色的利益冲突，对于这些矛盾冲突的处理不一定都要闹到官府上，人们之间便可以发展出一些途径、手段，一些常设的机构，比如民间自治的社会组织，通过各种规约、面对面的谈判等，缓冲和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冲突。什么事情都要等到国家来管，一来国家顾不过来，二来会延缓解决矛盾的最好时机，使得矛盾扩大变得激烈。比如频频发生的矿难，有人抱怨道：“黑心矿主赚钱，死了人却由国家来埋单”，当然最终由国家出面负责是好的，是一大进步，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假如在煤矿上允许工人们成立自己的工会，由工人们自己的工会提供安全操作各方面的严格监督，有危险时坚决不下矿，不下矿时工人的工资还要得到保证，这样就能够限制“黑心老板”仅仅为了赚钱，完全无视工人的生命安全。不能指望矿主本身对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好，巨大的利益驱动会使人丧失理性。理性的办法是应该有另外一个常设机构来保障真正的监督能够执行，保证工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体现。

　　“社会解放”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扩大社会自主的意思，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有力纽带，让人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替国家松绑，不能总是在食堂里吃出一条虫子来都是国家不好。

　　傅：你就“重建社会”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有见地、有思想深度的看法，老实说，“建设”这个词在社会层面我们至今依然是陌生的。我愿意把这个想法看做是你的思想亮点。长期以来我们恰恰是缺乏健康的社会理性，非理性往往占了上风。在“重建社会”中，是否可以把“社会理性”看作是一个中心词？

　　崔：是的。人人都处在社会之中，都作为利益的一方，也是矛盾的一方。我们每个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也是矛盾的主体，是潜在的矛盾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矛盾”或者“社会矛盾”都要“脱敏”，不要看见矛盾就风吹草动，觉得很紧张。所谓“社会理性”，首先是对于所发生的社会矛盾本身的认识要理性，哪怕是比较激烈的矛盾，都不能看作是对于自己权力的挑衅，是冲着自己而来的，不能将社会矛盾“政治化”。当然，如果解决得不好，社会矛盾也有可能演变为政治矛盾。而解决矛盾的途径，也不能靠压制，凡是压制下去的东西都不会轻易消失，只会在另外一个时刻、场合卷土重来。理性地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是“社会协商”，协商的思路说到底是一条“共存”、“共生”的思路，给对方一条生路也是给自己一条生路，既不能轻易把人家的饭碗端掉，同样也不能轻易把人家的“窝”端掉，这是“你活、我也活”、“你活、我才能够活”的关系。应该说，这套理性的思路，对于搞了若干年“你死我活”阶级斗争关系的人们来说，还不太熟悉和不太能够掌握。作为知识分子，除了批判，有一个作用就是呼吁社会理性，呼吁理性地解决社会矛盾，尽力避免因为缺少理性，而整个社会出现混乱无序的状态。

　　傅：我们曾经就米奇尼克的“语言”做过一次小小的讨论，我把他的语言称为“公民语言”，收入《正义之前》的这些文字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公民语言，特别是第二部分的短文，使我常常想起胡适的话“用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用公民语言说出时代的真相，表达对当下和未来的希望，特别是对正义的期待，这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或许如同春天里花开，秋天里叶落一般的自然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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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公务员是弱势群体

2009-03-29T11:31:00.000+08:00

新快报特派记者陈志龙尹辉陈红艳陈琦钿张潇

　　去年底，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深圳警方调查后公布结果称林嘉祥涉嫌猥亵罪不成立，属酒后行为失当，林嘉祥随后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对于这一“猥亵门”事件，昨天，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林嘉祥不可能再复职，但他的工资待遇予以保留，“网络是可以杀人的，他（林嘉祥）就是个倒霉蛋，”刘功臣为林嘉祥叫屈说。

　　肯定不会再安排林嘉祥工作

　　刘功臣表示，林嘉祥的事件发生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系统全面整顿了作风、加强了行政作风建设。他说，林嘉祥一事完全不是网络上传的那样，“公安（调查）不是有结果了吗？没有什么事了，但因为酒后失态就把他（林嘉祥）撤职了。我觉得现在的公务员是弱势群体，他就是喝多了，和别人吵架了，吵得厉害了。他是个倒霉蛋。”

　　刘功臣说，林嘉祥“是一个多年的干部、很好的干部，谁不会有喝醉酒的时候呢”。对于林嘉祥是否被开除党籍一事，刘功臣澄清道：“凭什么开除他？他做什么了？处理得有依据呀。公安有认定吗？没有呀。他触犯法律了吗？难道还能判他刑啊？”

　　既然没有大的过错，林嘉祥会否复职呢？刘功臣表示，不可能再给林嘉祥安排工作了，但工资待遇还是会保留。

　　“他家里困难常喝闷酒”

　　刘功臣认为，林嘉祥遭遇了网络暴力。“其实他（林嘉祥）家里比较困难，他老婆有重病，就一个女儿，身体状况也不好。他工作能力非常强，但经常去喝闷酒解愁，为这事我也批评过他几次，叫他喝酒不要过度。他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出事酒店）吃饭，地方的人（当事女孩的父亲）是会员，非常富。”

　　对于林嘉祥之前被报道涉嫌猥亵，刘功臣为他叫屈道：“他是老同志了，明年就要退休了，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他喝醉了找厕所，叫小姑娘带一下路，问了一下‘你在哪上学’之类的。”刘功臣说，事后林嘉祥告诉他，“问的时候拍了小姑娘一下，喝酒了手重嘛，小姑娘一看，这人喝醉了，扭头就跑了。”

　　“整顿网络力度远远不够”

　　至于网上流传的林嘉祥放言称自己是“交通部派来的，和你们市长级别一样高”，刘功臣表示，网上的视频打出了这些字幕，但摄像头画面是不会有字幕的，“他傻吗？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后来公安局调查了156个目击者，没一个人说林嘉祥说过那样的话。但就因为他在公共场合失态，影响一个领导干部的形象，就撤职了。”

　　刘功臣认为，林嘉祥事件是受部分“仇官仇政府”的网民煽动。他表示，网络有操纵民意的作用，但重要的是，网络不能作假。“网络是可以杀人的，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因此，他认为目前国内整顿网络的力度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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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009-03-20T11:12:00.000+08:00

记者：之前你出的书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百年中国言论史，现在这本《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关注的却是实业家群体，是不是一种转向？

　　傅国涌：其实没有转向，还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探寻，还是围绕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轴心，我关心的内在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不能过得更好，他们能不能像其他的文明人类一样在一个文明时候里呼吸，有尊严地面对世界。以前我更多地关注知识分子的思考和作为，关注近代中国的言论史，没有留意实业家这个群体的努力、影响和他们的命运起伏，在读史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文明不是依靠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的个体生命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靠不同领域的人在不同侧面一点一滴共同推进的，这当中实业家决不能忽略。推进文明大致上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激进的、豪迈的、大刀阔斧、不计代价的，追求毕其功于一役，一条是渐进的、温和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不相信一夜之间可在地上建成通天塔，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就是张謇和胡适都喜欢说的“得寸进寸”。实业家就其本质来说更倾向于后一条路。我感觉，知识分子和实业家这两个近代产生的阶层，就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他们都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上世纪50年代，批胡适和整个实业家阶层被迫集体退出历史舞台差不多同时，那是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损失，是所有不幸中最深刻的不幸之一，它意味着“得寸进寸”的渐进路径被彻底抛弃，等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并且肯定这一切的时候，几十年的光阴白白耗费了。这是我关心实业家群体的初衷。

　　记者：你说近30年来的企业家是从零开始，你们从张骞到荣敬宗、卢作孚这两代实业家，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传统，如果他们是从零开始，是从哪里获得了经商的动力、资源和智慧？这两代实业家又形成了什么样的商业传统（请做一概述）？这一"传统"又是如何"失去"的？

　　傅国涌：从张謇到卢作孚，大体上是两代企业家，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公益事业特别是教育的热忱，与他们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冲动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实业报国、实业救国的传统。他们通过办企业推动城市化的实践已经融入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而创造了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范例，张謇以企业办社会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范旭东的“永久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感悟式格言……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史上值得珍视的本土传统。

　　他们办企业的动力首先来自中国当时面临的危亡局面，是为了救国。其次，他们在前人那里汲取商业的智慧同时又超越了前人。在他们之前，晋商，徽商，乃至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但他们是封闭社会的产物，经商只是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商人们最终向往的还是红顶子，换言之，他们没有全力经营事业的自觉，当然皇权也不允许生长出自己所陌生的新事物。

　　这个传统的失去是因为刚性的外部制度变迁，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改造运动，从公私合营到最后私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传统已没有存在的空间。

　　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现的新一代企业家与近代实业家有哪些可比之处？有没有继承他们的传统？工商界开始有人呼唤商业文明，是否意味着出现了对商人伦理的自觉？他们在当下的转型期能发挥什么作用？

　　傅国涌：最近三十年重新出现的企业家阶层，和近代的实业家还很少有可比性，也很难找到他们前辈身上曾经闪现的品质，原因是历史有过数十年的断裂，今天的实业家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包括他们的文化素养、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和近代大不相同。比前辈更优越的是，他们处于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地球变得很小，接受外界信息极为方便，与世界交往、沟通、融合的门槛降低了。这些新因素是不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最终超越狭隘的企业利益和私人利益，像前人那样做出令后人怀抱敬意的事业，接续前人留下的好传统，现在还不敢断言。

　　今天才来谈商业伦理虽然有点晚，但总算我们开始正视、直面这个问题了。几年前有个企业家武克钢曾呼唤“工商文明”，提倡“商本位”，其中就包含了类似的意识，虽然企业家阶层要洗刷掉给世人的惟利是图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这个阶层中有些人开始了反思，明白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开始做事情。他们掌握相当的经济资源，并具有行动能力，他们在转型时代能做的事很多，比如环保、公民教育、行业自治等方面，还有在帮助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的培训等方面，在推进大的制度创新方面，他们都可以有作为。我指出这个阶层要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纠正三十年来一味重商的风气并不矛盾，老实说，这里所谓的“重商”只是惟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代名词罢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商，一种合乎现代价值的商业伦理目前尚在孕育当中，还没有成型。企业家负责任、关心社会公共事务恰恰也是培育商业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在晚清、民国的实业家的时代可能发生毒奶粉这类事吗？有哪些因素在约束他们？现实的落差在哪里？“官本位”是不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阻碍？

　　傅国涌：不可能，他们所处的时代，道德底线还没有被突破，不管是实业家还是其他社会阶层都还遵循着一些基本的做人底线，这是无数个世代积累起来的一种文化基因，已根植于他们的生命深处。一轮又一轮的王朝更迭都没有触动、改变这些社会道德规范。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甚至不是来自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在的自我约束。当然，这不是说那个时代就没有问题了。要说今天的企业家和他们之间的落差，我想，对他们中许多人而言，从来不缺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冲动，因为这后面有强大的利益驱动，也不缺将企业制度化的冲动，他们缺的往往是社会责任感，更缺的是健全的现代核心价值，他们办企业到底为了什么？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他们的方向感在哪里？支撑他们继续往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

　　“官本位”确实严重阻碍了商业精神的正常发育，如果不是外部力量的冲击，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可能还会晚得多。官本位，就是权力本位，把做官看作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甚至是唯一体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虽然离辛亥革命把大清王朝送进博物馆已近百年，但要真正破除官本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必须变化，包括公民意识的普及，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官不再是一个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特殊东西，国人不再崇拜、迷恋和畏惧权力。要做到这一点，最终当然要靠一个能制约权力的制度，官不再享有无限的权力，而是处处受到明确的限制，做官只是一种服务社会的职业选择。到那个时候，官本位会逐渐让位于商本位、学本位和其他本位，归根到底就是人本位，以个人价值为本位。

　　记者：你笔下的"大商人"是所谓民族资本家的典型，这既是指商业上的成功，也是指其人格道德。

　　但在一个强调以法律规范经济活动的时代，商人本分仅止於合法经营，继续以人格道德评价企业家，是否是一种苛求？比如地震期间我们对王石的要求，是否已经逾越了限度？

　　傅国涌：任何外在的法律规范总有它不能抵达的地方，对于从事经济创造并拥有资源的企业家而言，合法经营仅仅是最底线的要求，但要真的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他们在人格道德上有主动的追求，尤其是负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企业家，他们事实上扮演着公众人物的角色，对他们有人格道德上的要求也是正常的，关键是他们要主动地为社会服务，奉献自己的财力，而不是以盈利、积累财富为唯一目标。当然，公众的有些要求也是盲目的、过分的，比如要求企业家捐多少数字，大地震时对王石的要求就属于这一类。

　　记者：在中国谈商业伦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如何得来的，第二，他后来在竞争中胜出是靠市场（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还是靠权力（主要是行政垄断），这是伦理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如何评价"大商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表现？他们有没有"原罪"的困扰？对解决这两个问题，历史有没有给我们更有教益的思路？

　　傅国涌：我所说的“大商人”，特指那些创办民营企业的近代企业家，和富豪、有钱人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不包括官商，也不包括那些靠权力发迹的商人。“企业家”本来是有特定内涵的，不是什么人都担当得起，只是这个概念今天被滥用了。对于我说的这些“大商人”，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干净的，不存在“原罪”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风云际会，赶上了创业的好时光，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他们与权力的关系不是一种依附和交易关系，但也必须与权力打交道，与权力搏弈。大凡成功者只是在权力的夹缝中幸存下来，并发扬光大的。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提供的出色示范，已经给今天有志于办企业的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记者：从你的书中，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企业既因依附权力得利，而又因为官方的觊觎而危机重重。实际上，从洋务兴起、官督商办到一战后大批民族资本的兴起，乃至49年后屡屡批判的所谓"官僚资本"，乃至今时今日的垄断国企等等，权力始终是中国商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工商阶层的发达，既可能与权力合流而成新贵，也可能与权力抗衡而引起社会的变迁，为何有这两种走向的差别？

　　傅国涌：从资本的性质来说，官企或者说垄断性的国企，本来就是权力的产物，与民营工商业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民营企业的处境总是艰难的，不同的人因此有了不同的选择，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选择。国民党在1927年上台之后，以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豪门资本，以及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处于绝对强势，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永利公司和刘国钧的大成公司等等，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几乎都一而再地面临被官资、官企吞并的危险。荣家兄弟、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为此吃够了苦头。所以，卢作孚才会感叹：“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当他们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是常常是要挟。在我的这本书中有很多具体的叙述。民营企业今天的处境企业家们心中更清楚，我相信前人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一定会有启发的，包括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技巧。荣德生早就明白，政府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收税即可。如果政府能充分发挥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如果不能使用民力，即使一切官办，也没有用，只是徒增浪费而已。

　　趋利避害是基本的人性，如果时代没有给工商阶层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只有靠与权力合流才能立足，才能发展，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然会走这条路。如果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可以容许他们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乃至多数都会选择自主发展，保持更多独立性，显示自身的独立价值，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幕我们在晚清到民国几代企业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大时代中的影响，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贡献，都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关键还是要在制度层面保证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能发挥出最大创造力的外部环境。

　　记者：工商之利可以强国，可以富民，当然也可以扶持公益。近期世道不济，广东检方甚至公开提出，在涉及犯罪方面，对企业家和普通市民要采取双重标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国特色，还是转型时期的特色？又或者这是现代化的普遍经验？

　　傅国涌：我不赞同所谓“双重标准”，说到底我们的制度转型没有完成，有很多举措都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当然算不上“现代化”的普遍经验，相反，这是“反现代化”的。放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当代有许多不顾道德、惟利是图的商人屡屡被曝光，不是商人这个阶层特有的孤立现象，只是整个社会问题中的一环，不能把他们单独摘出来，而且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何况商人本身也是从普通人中来的。

　　记者：你说，近代以来，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两个轮子。他们都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重创甚至夭折。我记得你曾在篇文章中指出，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造成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根据你的观察，最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形成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精神链条已重新接上了吗？

　　傅国涌：就历史来看，晚清时在戊戌变法前就有一个追求维新变法的精神共同体，在广东、湖南、上海、北京等地，他们不仅在理念上相通，而且付诸了行动。五四时代围绕着《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人们就是一个精神共同体，虽然他们出现了分化，以胡适代表的这批人和他们的读者群，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一直到19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在现实中的影响绵延数十年而不绝。这样的精神共同体不是雷霆霹雳，不是急风暴雨的力量，并不是要包打天下，许多时候甚至抵挡不了暴力的呼啸。它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它给社会提供的只是方向感，也就是核心价值。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正常的社会是靠这样的精神共同体支撑的。古老中国王朝轮回不断，每次都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因为背后支撑那个社会的仍然是那些信奉儒家价值的读书人，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精神共同体，尽管我不认同他们的那种价值。

　　说近一点，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有理想、有热情，关心社会是一种常态，不管是那个学科的。在一个大的历史事件之后，知识分子分化了，许多人出现了价值转向，复古的有之，皈依神学的有之，倡导新左派的有之……更多的人躲进了专业的象牙塔，我不是说纯粹的学术不好，一个民族总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问题是许多人对现实的态度变得十分暧昧。何况不能直面真问题的学术到底有多少价值也是可疑的。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最大的变化就是众所周知的大面积的犬儒化，可以说，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今天已丧失社会良知的角色，分别归到各个其他阶层去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了。但这并意味着重新形成这样一个精神共同体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通过互联网，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精神共同体的雏形。

　　简单地说，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再到储安平，然后在大陆出现了断链，在海峡对岸殷海光接续了这个链条，他的弟子包括散落在海外的那些华人学者都是这个谱系中的。在大陆，从林昭、顾准到李慎之，以及现在信奉自由主义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这个链条又重新续上了。我想说的是，在胡适他们身上，自由主义不是单纯学理上的认同，更不是一种标签，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用来践行的行为准则。中国今天更缺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我常常喜欢讲自由而不主义，就是担心主义会导向某种封闭、排他、独尊，而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恰恰是最讲包容、宽容和兼容的，有容乃大，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这些都是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中缺乏的因子。

　　记者：你在新浪网的博客叫“追寻失去的传统”，请问在你心目中，何谓传统？你怎么看待传统文化？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本来是好多年前谢泳兄为我的一本集子写的序言题目，被出版社用来做了书名，那本书是关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我追寻的是文人论政的传统。两年前，新浪网给我开博客，编辑就以这个书名来命名。在我这里，传统是有特指的，那就是近代中国产生、后来中断的一些好传统，包括言论史、教育史，也包括企业史等方面的，和我们通常讲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我们提到传统，往往就会想到那些“传”之久远的“统”，其实，不一定所有传统都是古老的，曾经出现并在历史中有过影响的那些人和事都可以成为传统。中国最强势的传统当然是专制主义，但是在中国数千年中也有过一些值得延续的传统，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比如“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价值事实上也已经融入人类的普世价值之中。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世界的视野、现代的尺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在读先秦经典的同时，也不排除读希腊经典，那么我们就不会片面地呼吁国学复兴，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同普世价值。

　　记者：在你看来近代中国产生过哪些值得我们追寻的传统？它们还可以延续吗？

　　傅国涌：近代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包括报纸、出版、银行、企业、新式学校、律师等等，在这些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关键的一点就是民间享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保持相对完整的独立性，可以不听命于其他利益集团，比如《大公报》的传统就是“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传统就是服务社会，蔡元培为北大奠定的传统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荣家企业传统、张謇和大生的传统、卢作孚和民生的传统、范旭东和“永久黄”的传统，这些传统即便曾经中断，但它们已融入民族的血液，渗入我们的土壤里，是可以唤醒，可以复活的。我们延续传统，第一步就了解那些传统，重新接续那些传统，而不是从零开始。

　　记者：作为一个处于学院之外的独立学者，你说自己的职业是“读书写字”，可以说说你的日常生活吗？

　　傅国涌：多年来，我的个人理想是做一个独立的公民，即使在公民权利还无法落到实处的时候，也尽可能地像一个公民那样思想、说话、行事，不断地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保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我喜欢独立这个词，正如我向往有制度保障的自由而尊严的生活，前者是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后者是我追求的人生归宿。

　　我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甚至有点单调，在家的日子，读书占去我主要的时间，每周写点小文章，做点读书笔记，写书的时候会比较集中，每天要写半天，以前，我每天去爬一次山，现在只是晚上走走路，体力锻炼严重不足。日起日落，我的生活节奏不快也不慢，只是要读的书太多，要想的问题太多，要写的题目太多，时间实在不够。偶尔与朋友相聚聊天，算是放松休息。但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在物质上所求甚少，青菜豆腐，五谷杂粮，一日三餐，维持生命就足矣，我不喝酒，不抽烟，除了读书，几乎没有什么嗜好，连对美食都没有什么追求。我在乎的是精神生活，一种阅读、思考的生活，当然我也关心脚下的这片大地，和生活在上面的与我一样的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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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这里“选举”静悄悄

2009-03-14T13:42:00.000+08:00

五年一度的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又悄无声息的来临了。说悄无声息，一是因为除了某个地方拉的一条写有“选举”、“神圣权利”字样的横幅显示有这档事，别无动静；二是见到横幅不多几天，11月23 日，选区候选人便不声不响出现在了一纸公告上。候选人怎么产生的？不知道。问别人，同样不知道。公告给出的候选人信息，只有姓名、性别、民族、年龄和单位名称，除此之外，没了！偶尔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的通缉令或寻人启示给出的信息肯定比这多，这两种张贴好歹会告知体貌特征，寻人启示上多半还会有张照片，可以让人了解事主模样——这里，我郑重声明：举通缉令和寻人启示，决无冒犯候选人之意，因为实在没怎么见过其他类型关于某个人的公开张贴——。其后的程序也一样安静而神速：候选人公告贴出4天后，27日发选票了；28日是投票日：“选民”按单位分时段前往指定地点，一个个鱼贯而入，依次往票箱里放票。30日，另一张公告贴在墙上：xxx当选该区区人大代表。选区有多少选民？参加投票的有几成？弃权票、无效票、反对票各有多少？公告没有告知，唯一告知的是赞成票票数。就这么，换届选举大功告成。

　　我没有加入这场“享受公民神圣权利”的盛宴。我，还有其他所有跟那个也许该叫做“选控中心”的机构没干系的人，每五年可以享用一回的“神圣权利”如下：在有关方面定好的时间去领选票、在一无所知的候选人姓名后面意思意思、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把选票搁进票箱。这是乖乖配合的“权利”——为着配合上演一场选举戏。而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身导演分派给“选民”扮演的角色，从艺术类型来说已经十分珍稀：是我国舞台上已经绝迹了的皮影戏中被人牵着线、由别人代为发音的皮影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享受乖乖配合、充当皮影人的权利，拒绝了。

　　说起来，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作为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是我国唯一采用了直选形式的选举，在各级人大代表产生上应该最具公开性、透明性。实际呢？选民连候选人产生方式、过程以及候选人的品行、能耐、主张什么的，统统不得而知，就走向票箱了。这可是在选人大代表！这可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和国家最重大的政治活动！人大代表是什么？是人民代表机构即民意机构的成员。根据宪法，这个机构不仅有立法职能，而且拥有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弹劾权。如此，选举人大代表，自然意义多多。对每个公民来说，是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治事务和进程的最重要途径和手段；对国家来说，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既非来自神授也非自我授权而是来自人民的同意，换句话说，意味着人民是政权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实际上，宪法总纲中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经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神圣条文，就已经再明白不过地表明，选举是人民终极授权的方式和过程。然而，能有如此意义的选举必须是自由、公正的，而不是一场黑箱操作下的皮影戏。

　　自由公正的选举首先在于选民有真实而充分的选择自由。只有当选择自由体现于选举全过程，并得到公民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配合和支持，选择自由才是真实和充分的。就确定候选人这一关键环节而论，选择自由包括决定自己是否参选的自由和选择由谁来代表自己的自由。但这两种自由必得依托的结社自由和新闻言论自由在我国极度受限，已经使之大打折扣。这且不说了。就孤立的选择自由来说，前一种选择迄今为止基本上是空话，各地对可能冒出的自荐参选者，如果用“防火防盗防参选”来形容，肯定不过分。少了参选这一半自由，选民剩下的另一半选择自由就更小得可怜了。但无论如何，选民还可以在推举和筛选候选人上表达意志，并最终决定自己这一票究竟投给谁。运用充分的话，民众的选择空间是有望扩大的，国家的政治生态也是有望改善的。可是，似乎存心要堵死这样的希望之路，现实进行的“选举”连这残缺不堪的选择自由也没留给选民。虽说选票上印有两个候选人姓名，似乎选民有“二择一”的选择余地，但对选民来说，两人同样的来源不详，同样的未经任何渠道和方式跟选民接触，选民对两人中任何一人的了解都只限于公告上那十来个字。作这样的“选择”跟瞎蒙没什么两样。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隔口袋买猫也比这强，至少可以通过触摸知道猫儿是大是小、是胖是瘦，还可以按照民间流行的办法把猫儿拎起来，通过猫儿的肢体反应判断是懒猫还是捉鼠的猫。这怎么也强过选民们两眼一抹黑的“选”代表吧？

　　全程排斥了选民意志的参与而产生的代表，说是民意代表，实在太勉强。不过，比起市以上几级人大代表的产生，选民在区一级选举中的角色虽然稀里糊涂，好歹被安排去走了一下点“确认”键的过场。市以上人大代表的“选举”，连这过场也无须劳驾选民，代表就“选”出来了。这样“选”出的代表，他们对自己为什么当上，多半跟选民一样稀里糊涂（不过，退居二线来人大坐镇或因其他什么原因要挪个地方继续掌权的官员代表们不在糊涂之列）——，可是有一点决不糊涂：自己不是民选的而是官选的，跟民众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授权关系。就像“选民”多半不会把这样的选举当回事，同样，庞大的“代表”队伍中，除了其中有良知有见识有胆略的佼佼者之外，大抵上也是不会真拿自己当民意代表的，一些特别善解官意的代表倒是常常代官发言、替官分忧，在许多事关民众利益的问题上不是失声，就是迎合上意。比方说，广州行政当局要骑车族为开车族让路而禁电动车，人大代表沉默；维权无门的自杀者不断涌现，打破了盛世神话，便有人大代表“怒斥”自杀者“劫持大众”，建议严惩自杀；城管以执法名义枪小贩的谋生家伙而在冲突中致死被封“烈士”，又有人大代表忙不迭提交“立法保护城管”的提案，却没见有人大代表要求立法保护小贩的生存权，尽管谋生艰难的小贩群体被追赶打骂劫掠乃家常便饭，打骂之下致残致死的也屡见不鲜……这些不过是最近几月一些人大代表的出彩表现拾零而已。此前的，也信手拈来几条：以保护官员隐私权为借口反对公布官员财产、声称“北京不是谁想来就来的”、建议警察有权随时检查身份证，等等。如果说先列举的那些人大代表在涉及官民利害冲突时一屁股坐在了强权一方，那么接下来列举的提案或建言便是赤裸裸的护官、排外和把侵犯公民权利合法化——它们的出处很有意思：大体上都来自集官员和代表于一体的身兼二任者。至于新近一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提出“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超越了自由权、生存权什么什么的，实在令人喷饭，不提也罢。

　　其实，正常选举条件下，出个把水平欠佳或无视民意的代表，也是可能的，但断不会一出就是一批，更不会出了状况而矫正无门，选民有的是办法和渠道更换不称职者和渎职者。这里却大不一样。代表们提交喷饭提案、坑民提案的频度太高，而且这几年数量呈上升之势。对于充斥人大代表队伍的水准太低根本无力履行职责者和罔顾民意、出馊主意坑害民众者，民众是既不能阻止他们当选，也无法罢免、撤换他们。只要这些人没闹出刑事麻烦，大家就得无可奈何的看着他们继续不起作用或继续起反作用。

　　这里迅速进行并完成换届选举的前后，海峡对岸也适逢北、高市长选举。就每日凤凰卫视新闻所见，热闹的选战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而两市候选人管他是党派推举的、独立参选的，个个出来得明明白白，没有哪方神圣可以内定。一个台北市市长职位，最终的竞争者就有六人，这六人都得在市民面前亮相、尽量向市民展示自己的主张、能力、人格力量。如果不是出来搅局而是真要想竞争成功，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充分地跟选民之间互动、交流、对话，而且还必须跟选民进行零距离接触：一个个身穿印有自己姓名的背心到市场、学校、大街小巷，到所有有人群的地方争取选民支持…...这到处巡走、争取支持的过程少说也有两个月了，只要愿意，每个选民都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在候选人之间进行比较。虽说选战中的互相骂阵、抹黑暴露出某些需要克服的劣质选举文化，但在选举的根本方面，台湾同胞正在给我们上课：无论选官还是选代表，整个选举中的真正的主角是掌握着他们政治命运的民众。对此，官员也好代表也罢，都不会含糊、也不敢含糊。

　　200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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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生与死

2009-03-10T16:53:00.003+08:00

幸福与德性不对称，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永恒难题。这个难题的含义是：有福的人未必有德，有德的人未必有福。更有甚者，往往正直的人要走弯曲的人生道路，有才的人要过无财的困顿生活。

　　在中国古典作家里，对此感受最深的人，可能要算司马迁了，他那篇《报任安书》，无论何时读之，都心欲潸然。只是为了上面说句真话，结果下面的话儿没了。“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就是为了让在自己裆下被割掉的东西，在历史的裆下重新长出来，肉体不能繁衍了，让精神繁衍。如果要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章中投票选出一篇文章，我会选太史公的这篇雄文。

　　因为自己的这个经历，他对自己笔下有节操而不善终的人充满同情，比如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中国最早的和平主义者，不赞成以暴易暴，为了抗议周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绝食而死。司马迁于是感叹：“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然后，他又列举孔子和他的门徒们的饱学而饿饭，诘问道：“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而大盗盗跖，杀人如麻，反而寿终正寝，到底有没有天道？

　　从前看到太史公写的这段愤激之辞时，我也长吁短叹。去年底到西南某省出差，听到了一死一生的两个故事，有一种感觉，天道之行事，可能非人所能窥其全豹。

　　先说死的故事。我有个年轻朋友小D，是某市警局督察。某日午后，与妻子上街，在某大学门前看见一男子当街撒尿。他于是摇下车窗，劝他注意礼仪。谁知那厮非当不知羞愧，反而冲上来，一边口中喷着脏话，一边把手伸进车窗，揪住小D的领口，要拉他下车。出于保护丈夫的本能，妻子慌忙跳下车和那人说理。不料从旁边的一辆车上跳下他的三个同伙，如狼似虎地猛扑上来，妻子的头部遭到重击，小D见势不妙，忙掏出警徽说：

　　“我是警察，在执行公务！”

　　撒尿的那家伙冷笑一声：“嘿嘿，警察？老子打的就是警察！”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肢体冲突，结果可想而知，小D鼻青脸肿，左眼变成了水蜜桃。派出所人员随后赶到，撒尿的伙计被抓住了，同伙逃脱。到达现场的警察局的几个领导像头上被动了土的太岁那样神色凝重地表示，一定要严办肇事者，先拘留，再判至少一年劳教。

　　当时小D就应该想到，敢打小警察的人，肯定不是小混混，如果本人不是大警察，家里应该有大警察。果然，那个撒尿的家伙被带走不到撒一泡尿的功夫，就被放了。那是个惯犯，但有个做警官的舅舅。督察警察办案的督察执行公务被打，却不能为自己讨回公道，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黑色幽默，这有点像哈利波特生活其中的魔法界发生的故事。

　　“后来呢？”我问道。

　　小D正在开车，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耸了耸右肩，侧过脸，朝后座上的我轻轻笑了笑：“后来的事不好理解，那个人的舅舅自己开着车从一座桥上掉下去摔死了。不久，原来抓人又放人的那个派出所所长调离了。我们局新任局长来了后，我旧事重提，局长布置马上办理，那个人在打我一年半后被拘留了15天。”

　　再说生的故事，这故事的主人公是小D的岳父G。G从小丧母，备受后妈虐待，三九天被逼着光脚站在小河里。历经苦难的人，容易成为两种人，天使，或者魔鬼，G幸运地没有成为后一种人。G这一辈子根本学不会的东西，就是愤愤不平。他知足常乐，只知道老实干活，平平安安活着，对于升官发财没有期望。领导看他老实，非要提拔他当车队队长，他推辞不掉，干了。但几个月后，领导的一个亲戚想要这个位置，让他挪窝，他什么也没有说，还兴高采烈地欢迎占领了他的鹊巢的鸠，在欢迎酒会上给鸠敬了好几杯酒。

　　他的车队是输送液化气的。有一次，他在车队里低头查看压力表，突然一声巨响，一条被爆裂的液化气输送管道绷断的钢缆像刀片一样，擦着他的头顶削过去了，他的头皮被削掉一块，鲜血淋漓地躺倒在地。如果他晚低头一秒钟，被削掉的可能就是他的半个脑袋。等他从地上爬起来，吱吱作响的液化气在大量泄露，他却看不见有什么人在现场。他呼吸着难闻的气味，走过去关上了总阀门，往外走了几步，倒在地上昏过去了。事后，领导怕上级追究责任事故，没有上报。领导没有了责任，他也就没有了褒奖，但他有了生命。与生命相比，小小的表彰算得了什么。

　　我不敢肯定这一死一生是天道报应，但也不敢肯定它们不是。不过，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其成员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指望靠天报应，也是正常的。只是，天的报应可遇而不可求。除了生死之外，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自己能做的事情，推给天去做。

　　2009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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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三十年最深刻的变化在民间

2009-03-10T16:48:00.001+08:00

2008年元旦，在鲁迅的故乡绍兴，在当地E网举行的年度晚会上，我的好友阿啃意外地获得了一个“E字千金”最佳原创文学奖。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在很多金光闪闪的奖项后面因为都有着许多见不得阳光的交易，逐渐为公众所鄙弃，失去了公信力。“E字千金”是一个纯粹民间的奖项，没有奖金，只有一个并不是金子铸造的普通奖杯，但是获奖者极为珍视，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民间的价值认同。那天，参加晚会的网友完全都是自愿的，自由的，随意的，30元的门票，每个人都是买票入场，一个剧院竟坐得满满的。民间社会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我们的生活中，阿啃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E网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向他表示祝贺，他来信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玩笑性质的东西，不过我觉得很有意义，不因为我获了奖，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民间自组织的东西，意义就是客观上在重新确立标准。”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民间自组织的能力被阉割了，民间社会消亡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纳入体制、单位序列，没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深入社会每个毛细血管的庞大国家齿轮，没有自主的社会力量在中间起平衡作用，这对一个民族来说绝对是一个创痛巨深的伤害，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民间社会乃是无法想象的。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民间社会的重新出现和持续成长，这个变化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曾经中断数十年的民间社会开始复活了，中国又有了单位以外的人和法人，而且发展势头迅猛。汗牛充栋的民营企业就不用说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像“自然之友”这样的环保组织，像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些带有独立研究性质的民间智库，许多正在艰难成长中的NGO，都证明这种趋势不可阻挡。执政党也注意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走向，开始正视“新社会阶层”的崛起。按照官方的界定，新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两大部分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就要求“双新组织”在代表中要占“适当比例”，“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社会团体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是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等。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登记注册，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作为新社会阶层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包括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其中自由职业者包括自由文化人、自由撰稿人、个体医生、各类经纪人等各类独立从事专业工作的知识分子。有数据表明，这个新阶层已有2000多万人，他们在十几亿人口中也许只是少数，但是他们大部分是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有高学历，有创造力，对于市场经济和新的社会变化趋势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无疑，这个庞大的分散在各个行业中的群体，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重新产生的一个阶层，完全是30年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产物。

　　前些日子，我们一行朋友去乌镇游玩，一路上聊天，在朋友的车上意外地听到了云南一个乐队唱的一首《海鸥之歌》，歌词就是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大家为此兴奋不已，从唱片的包装上我们知道，这是一些独立音乐人制作的。这些年，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职业正在为世人所认识，独立画家、独立制片人、独立撰稿人，我们还可以把那些不在固定学校教书、但以教育为职业的人称为独立教师。胡杰先生以《寻找林昭的灵魂》而为人所知，作为一个独立制片人，他拍了大量有分量的记录片，《远山》、《沉默的乌江》、、《我虽死去》等，正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他仍不倦地奔走在路上。人大代表中也出现了姚立法先生这样的独立候选人，他曾成功地当选为湖北潜江的人大代表，在地方人大会上发出了“我反对”的声音。丁东先生曾被誉为“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他的推动，遇罗克、顾准、王申酉、李慎之等人的书不断面世。张思之律师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努力已载入这个民族争法治的历史中，一个独立的律师群体也渐渐浮现出来。这些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民间社会正在各个层面生长出新的因素。这是一个可喜的迹象。

　　无论如何，时代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强有力的全能体制被市场化改革解构之后，民间的空间还是一天天在变大，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使民间社会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支撑点。在汶川大地震中，民间显示出的大爱和行动能力，足以给我们一点微弱的安慰。“牛博网”、“凯迪”等民办网站，80后的代表人物韩寒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这些都已广为人知。就是上面提及的一个地级市绍兴的E网也在很短时间募集到了17万元善款，计划为灾区的孩子造一幢结实的教学楼。我的一个朋友小狐不仅亲身赶赴灾区第一线，而且以她在天涯网的个人博客“水中灯盏”为平台做了好几件令人感佩的事情。大地震发生五天后，2008年5月17日，她就发出为灾区女性捐卫生巾的呼吁，并迅速募集到30000元人民币，很快把物资妥善地送达灾区，所有账目一笔一笔都在博客上公布得清清楚楚，余下的4000多元买了图书捐给灾区的孩子图书站。6月2日，当她得知震区汶川到理县的樱桃熟了，绵延十几公里，却运不出去，眼看着要枯萎甚至烂掉，她接连写下《汶川的樱桃熟了，怎么办？》、《汶川樱桃，拷问我们的良心和智慧》两文，几天后就有了着落，首批12吨樱桃安然运抵成都，并转往深圳的超市。而此刻她已悄然回到自己的编辑岗位中去。

　　她的作为彰显了互联网时代民间社会的力量，只要你能行动起来，并且具有充分的诚意和智慧，脚踏实地，在这个浮躁的尘世中，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民间的制度空间虽然还很狭窄，甚至可能没有保障，但民间的潜力、民间的能量是不可小看、更不容忽视的。今天的中文网络从思想层面已从网站时代，经过论坛时代，而进入了个人博客时代，将来很可能还有播客或其他什么时代，网络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就是民间社会不断拓展的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时代，民间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网络造成的，在技术上说，尽管网络舆论并非不能被操纵，但网络毕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是一个门槛较低的表达空间，对于民间来说，尚没有任何其他的平台能替代网络，我们甚至可以说，民间社会和无远弗届的网络今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大约一年半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重建民间价值评判体系》。重建价值注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甚至比制度转型还要艰难，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但是，上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生活中的事实，可以清晰地告诉我们，重建民间价值评判体系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完全可以付诸于现实的。只要你这样想，并且这样去做，就可以为这个社会作出示范，带动新的风气，给社会进步提供增量。在漫长的中国编年史中，儒家价值曾经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提供有力的支撑，民间对字纸的敬惜，对读书的重视，都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想象的，这后面既有科举制带来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因素，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那种核心价值的守护，毕竟，道统和政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分离的。

　　随着贫富分化、地区差距的不断加剧，我们眼下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正在加速度地泡沫化、碎片化、娱乐化。“礼失求诸野”，如果民间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是非感，不能在转型时代找到笃定的核心价值，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整个社会只能继续沦陷于一切向钱看的泥潭，在权、钱、欲中打转而不能自拔，千千万万有朝气、有追求的青年也注定找不到方向感。今天上午有个80后的朋友来短信祝贺圣诞节，还说：“生活没有起色，跟千万茫然青年没有区分。”前些日子，也有个80后朋友跟我说，“‘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我们最感到苦痛的。”我的回答是，既然梦醒了无路可走，那就自己开条路啊，我们这样想，也可以这样干的，个人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个民族的路也是个别人先走，大家跟上，这样走出来的。民间社会的不断成熟，持续壮大，在推动文明进步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当年，化学工业家范旭东不愿做官，只愿办实业。他在1939年说过一句话，“中国真正的需求是在增加社会的中流砥柱，决不缺少政客的轿夫和跟班的。”而他本人正是这样的中流砥柱。

　　要说希望，这就是最大的希望。而任何希望都始于我们的脚下，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分子，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归根到底就是要负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民间社会的崛起，就是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重要前提。

　　2008年12月25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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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

2009-03-10T16:47:00.002+08:00

前几天有记者问我，你对山寨文化怎么看，有人想要对山寨文化立法。因为我不知道别人的具体意思，所以我不好说，我只能说一说对于山寨的看法。

　　我认为，其实只要将山寨和盗版区分开来，这事情就解决了。比如我出版一本书，有人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盗版，有人随便起了一个书名，然后套上我的名字，就是侵权，当然，除非他妈当时就是这么给他起名字的，但是如果叫“我的国”“两座城池”，那就没问题，也算是一种山寨，我个人是完全不介意的。

　　有人担忧，山寨文化普及以后，中国将彻底沦为一个山寨大国。

　　我认为，这样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山寨大国，对山寨下手就是一种过河拆桥。

　　任何经济文化政治的起步，都是从山寨开始的，忘记山寨就是忘本。政协委员本身就是山寨的产物，他们是山寨版本的议员，而且是非常山寨。我们的国家建国初期就是山寨苏联，我们以前的XX思想，就是山寨的XX思想，我们的XX理论就是山寨的XX理论，我们的XXX，也是从山寨X起家的，可以说，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

　　山寨是历史发展的必经过程，山寨可以建立新文化，但靠山寨做到有前途就比较困难。于是，我们有了XX特色的XXXX，有了XXXX，我们慢慢脱离山寨，当一个东西开始脱离山寨的时候，有人肯定会跟上，比如现在的朝鲜就是以前我们的山寨版本。

　　立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盗版和知识版权的保护立法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很差，而山寨只是一个新鲜而已，也许就是一个流行词，等你的法律法规出来了，说不定没人再愿意提起这两个字了，因为已经过时了，等到大家赚的钱多了，日子过的更好了，山寨产品自然就过去了，而山寨文化更是娱乐了。

　　可能某些官员看到这样的文章会觉得不爽，我们本来挺高尚的，还在正儿八经研究这个山寨，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怎么突然一下子我们自己都变成山寨了呢？究竟什么是山寨呢？究竟要不要封杀山寨呢？

　　其实很好理解的，你的老婆就是压寨夫人，你的二奶就是山寨夫人，你说怎么办。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cbzk.html

沈旭晖：中国民族主义再解码

2009-03-09T15:15:00.000+08:00

围绕着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海外华人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声援；而到了毒奶粉事件，却没有多少反对声音传递到国内。这是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行为颇受诟病的地方。但据笔者掌握的信息，奥运前后的海外群众运动，其诉求是多种多样的，而海外华人对毒奶粉一事亦相当反感、相当尴尬，只是没有公开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表达。

　　如果我们重构过去10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当能明白民族主义已成了有独立个性、可被不同演绎的有机生命体，并非单是爱不爱国这样铁板一块。

　　“九九的一代”

　　在国际政治的政治心理学范畴，有一个“世代政治论”。根据学者杰维斯 (Robert Jervis)的《国际政治的知觉与错觉》，一个人的政治观，最容易被他的教育、家庭、成长时的国家背景、以及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的群众运动影响，因为那会成为心理的长久烙印。在内地，我们熟悉“长征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八九的一代”，这些都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集体亢奋或集体阴影，纪录了整个时代的群众特征，要一代人做另一代人的事，十分困难。在香港，近年也有社会学者吕大乐掀起的“四代香港人”论述，激起了连串讨论。内地现在已到了“九九的一代”——那些首次参与大规模群众活动，就是以游行示威抗议1999年5月8日北约“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使馆的一代。对这代人的心路历程，内地的年轻作家早有详细描述。但这代人心中的体验，究竟是什么？

　　回顾当年，南斯拉夫炸馆示威爆发后，美国驻京大使馆受到猛烈冲击，美国大使在窗内无奈外望的照片，被西方媒体争相转载，成为北京又出现盲目仇外的“义和团”的证明。但政府在第三天，就严令终止一切集会，来控制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此，当事人应记忆犹新。表面上，这是国家怕群众失控、过分冲击外国利益，例如有CNN 女记者采访示威时，被情绪高涨的群众围攻说“杀死她”，这明显有失文明国家体统，造成相当负面的国际形象。

　　但事实上，更严峻的挑战，是示威人士批判政府的口号。例如据《明报月刊》等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香港媒体透露，当时有口号批评中国政府过分软弱、说怀念起毛主席、赞扬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强硬，甚或在涂上希特勒胡子的克林顿肖像前，号召解放军杀入科索沃，援助“我们的南斯拉夫兄弟”。一时间，《中国可以说不》一类数年前的仇外旧书，又重新被热卖，各式各样的北约阴谋论吹得甚嚣尘上。自此，政府并不担心国民不够爱国，却担心政府被批评不够爱国。有海外评论说“中国民族主义是收放自如”，其实，现实世界是难以完全掌握的。
　　
　　亲疏有别

　　两年后的2001年，也就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上台后不久，在南海发生中美撞击事件，中国扣留了美军机员，造成对峙局面。连串外交风波后中国产生了机师王伟这名新烈士，在民众和学院层面的评论，甚至出现担心中美出现新冷战的危言耸听。但这次却没任何反美示威出现。官方处理1999年和2001年两事的偏差，表面上，是源自群众和官方立场的背离：在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中，北京拒绝承认这是意外，起码在诉求上，和群众比较一致。但在撞机事件中，政府反而希望将之定性为意外、而不是任何阴谋，只要美方愿意道歉，就情愿息事宁人，以免事态继续扩大。

　　到了同年数个月后的9•11事件，中国民间和学校充斥着不少以支持拉丹借题发挥的反美言论，令政府大为尴尬。但是，国家不可能容许反美声音在那个时候发声，否则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不正确”罪人。据说有中国记者团在美国交流期间，在机场看见9•11事件的直播，兴奋得手舞足蹈拍起掌来，结果被美国驱逐出境，这事《许昌日报》的记者有第一手的回忆报道与澄清。9•11后，中国境内也出现了不少民间自制的拉丹肖像衣服，造型和位置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一模一样，以示中国人民对“新英雄”的支持。但这类直接反应，毕竟为数不多，而且在中国主流媒体，也得不到多少报道。

　　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夕，一般华人都普遍同情伊拉克、厌恶布什的单边主义作风。一度在9•11后被官方打压的反美主义，才得到授权的宣泄。500多名新左派学者更乘机联署，重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顺道暗讽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牵头的不乏学术界和文化界名人——因为自由主义者在9•11后，也搞过4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联署，题目就是教民族主义者十分不舒服的“今夜我们是美国人”，当时同样包括不少头面人物，对此对立阵营一直心有不甘。在2003年，北京的官方外交态度是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出兵、支持法德俄外交同盟，但又不能对萨达姆政权表示任何同情，因此，想出了一个“三级层递制”，来回应申办反美示威的人：

　　“第一级”被应用于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他们的反战声音局限在纯外交层面，和中国官方几乎一致，因此，被准许游行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是1999 年美国使馆被冲击以来，这条示威路线首次被批准。“第二级”被应用于学生团体，他们原来要求在美国使馆门前示威，被拒，不过得以在校园内进行小规模游行，也算意思意思，这已是5年来的异数。“第三级”被应用于似乎应该是最爱国的新左派学者。这个新左示威原也被批准，但后来因为出现重重障碍而取消了。

　　由此可见，表面上最爱国的一群，却成了官方处理民族主义“亲疏有别”的受害人。这也许因为他们对政府而言最难控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其它政策也有同样兴趣，不像一般大学生、中学生，只看重民族主义的表面宣泄，可以通过书记、读书会、评核报告“晓以大义”加以疏导；更不像无根的外国人，真的只看重外交姿态。不过，说这些大题目要是单刀直入则过分敏感，以爱国之名，才可以畅所欲言。
　　
　　借题发挥

　　在媒体讨论区和网上讨论区，“爱国”群众借题发挥的倾向，就更明显、也更有创意。著名的网络虚拟爱国大本营 (或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愤青大本营”)《强国论坛》，就是在1999 年5月出现，它的原名，就是“反对北约空袭中国驻南使馆论坛”。当时的论坛内容，充满对3名丧生中国记者烈士的同情，强调“他们的血不会白流”、重申“中国人民不可侮”，更有网民自发为他们设立了网上悼念馆，用虚拟方式对烈士上香——这些，还是比较内敛的。

　　到了南海撞机事件，由于群众缺乏公开示威的渠道，网上悼念机师王伟烈士的文章，就显得充满针对性；而网上悼念王伟的人数，也远超悼念南斯拉夫三烈士的人数。例如一首在网络发表的名叫《王伟，你在哪里》的“新诗”，就有“强盗要回家了”、“虚伪的人又要庆祝人权的胜利”、“魔鬼再次成功显示其普世价值”、“通过践踏我们国土的尊严和人类的灵魂”等诗句，对政府处理的不满溢于言表。

　　到了9•11，中国官方加入美国主导的反恐同盟，网上却充斥一片歌颂拉丹的声音，不少网民高呼“炸得好”、美国人“该死”、向拉丹和基地组织“致敬”，官方和民间就民族主义的立场，又出现了二元落差，而且，这次落差比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更大。《强国论坛》至今保留有一个完善的旧数据库，但2001年9月12日和13日的档案不复存在，似乎内容太教人尴尬了。但我们通过其它途径﹐依然能够追溯一些当时的网络内容。

　　例如在北京大学的BBS讨论区，出现了一首名叫《无畏者无惧》、副题“哀悼9•11劫机英雄”的新诗”，内有如下诗句：“强盗希望以借口掩饰自己的罪恶”、“他们喜欢说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今天你们代表上帝行正义之事”、“毫不犹疑地刺穿强盗的胸膛”……从这些字句细心研究，可发现这首诗的作者和《王伟，你在哪里》的作者就算不是同一人，也明显是信奉同一意识形态的人。他们都对世界局势感到不满，对中国的角色感到无助，认为国家应有更照顾民族尊严的处理手法。

　　后来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北京容许局部反美示威，和群众意愿又交接上了，因此网络上的反政府信息也相对减弱了；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小圈子，也只是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继续交锋。在新诗方面，顶多出现了网民顶包“萨达姆”仿效毛泽东创作的新版《沁园春•雪》，并没多少指桑骂槐的空间。
　　
　　双刃剑

　　由此可见，政府的最大担心，并非爱国热情本身的走火，而是它会否通过爱国的大框架，连带触及国民对其它政府施政的不满。举例说，假如是新左派认为政府不够爱国，他们就可以顺带批评官方经济政策容许贫富悬殊，又或国家过分放纵地方政府自行其事，并以南斯拉夫解体的经历警惕之；假如是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不够爱国，他们就可以暗示领导人不懂得通过民选制度整合爱国思想，才逼使他们以激进方式宣泄；假如是一个环保学者、人权学者、经济学者，也可以各取所需。这些，可说都是“拿红旗反红旗”的传统智慧，中国民族主义在现有体制下，至今依然是一把双刃剑。

　　奥运举行前，海外华人忽然热烈拥护北京、声讨CNN，但其实，内里也出现了批评中国为奥运让步太多的声音，甚至也出现了对办奥运投入的庞大资源是否值得的质疑。相较而言，毒奶粉事件的性质，就缺少了供不同立场的群众演绎的空间。当然，海外华人都明白，这事让他们的形象大为受损，网络也充满了“毒奶事件海外华人能做什么”、“毒奶粉让海外华人丢尽脸面”一类文章，甚至还延伸至中华民族整体的诚信问题；外文媒体引述的华人，对此更是一致劣评，何况他们的餐饮生意，也直接身受其害。

　　不过另一方面，在纽约、伦敦等西方大都会，少数华人亦曾向CNN或其它西方广播媒体游行示威抗议，认为对方报道再次失实。不过，这次“拿着红旗反红旗”的策略较难贯彻，因为为此举办的批评毒奶粉活动，在新左派眼中，容易被对中国不友好的西方媒体骑劫，也容易落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常用话语。而为此举办的反西方报道立场偏颇运动，则容易被进一步边缘化为“声援毒奶粉游行”，形象只会更不堪。因此，对事件无论持什么立场，都难以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突破口。中国民族主义的密码游戏，似乎会一直延续下去，留待下一波运动的借题发挥，也留待下一批解码使者的出现。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171292/

傅国涌：1906年：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

2009-03-07T09:26:00.002+08:00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了19世纪阴沉的帷幕。纪元更始，20世纪的中国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国的慈禧仓皇西逃，万乘之尊一路上饱受流离之苦。这才有了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发的那道变法谕旨，这是20世纪出现的第一线微弱之光，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末新政”的起点，它意味着慈禧开始接过戊戌变法染满鲜血的衣钵，尽管她的出发点只是要挽救摇摇欲坠的宝座。当年10月2日，慈禧再次下达懿旨，表示“变法自强”的决心，在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推动下，晚清新政开始启动，不过步履缓慢，到1905年7月之前，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清廷决定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枝枝节节的变法这才逐渐指向政治体制的层面。我们可以把此举看作是清廷决心改革政治的信号，当然这个时候慈禧还没有下决心实行立宪。9月，也就是清廷下诏废止运转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不久，五大臣大张旗鼓地出国考察，结果在上火车时遇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吴樾当场取义成仁，五大臣有惊无险，但出国的行程被推迟了几乎半年。11月，清廷颁发上谕，要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当年12月和1906年1月，鉴于上次的教训，五大臣悄悄地分两批出国考察，他们足迹遍及日本及欧洲许多国家，重点是考察君主立宪制成功的英、德、日等国。

　　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归国后，1906年7月24日，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明确主张立宪，效法日本。另外两位大臣戴鸿慈、端方不仅当面告诉慈禧“立宪利国利民”，而且联名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宪政变革的初步方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设立议会，学习外国，地方自治，做好实行预算决算的准备等等。张之洞当时认为民智未开、教育不普及，反对宣布立宪，袁世凯、岑春煊、徐世昌、孙家鼐、张百熙等人则赞同立宪，皇族中的奕劻以及年轻的载沣也都持支持态度。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立宪的声音，包括荣庆、铁良等人在内，对此，皇室贵胄载泽的反击最为坚决有力。慈禧太后本身对立宪没有什么太深的成见，她所在意的是君权不得受到损害，服制不能更改，辫发不能变，典礼不可废。

　　当年8月27日，袁世凯应慈禧之召进京，他主张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他在北京的立宪热情空前高涨，声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谁反对立宪，谁就是“吴樾”，就是“革命党”。他的这些言论一时博得了“倡导立宪”的声名。29日，慈禧召见大臣会议宪政之事，只有两个人默然不啃气，一个是王文韶，一个是鹿传霖，其他人都表示应该实行立宪，最后慈禧态度明朗了，王、鹿也只好勉强表示同意。9月1日，清廷正式发表“仿行宪政”上谕，提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以及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等内容。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和国内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更是欢欣鼓舞。立宪派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祝贺9月1日这道破天荒的宪政上谕。9月5日的北京街头，商务印书馆分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以及多家报馆、阅报社，挂出龙旗庆贺，各个学堂乃至军事学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本来人民都很冷淡，并不理会，这一年却大不相同，各学堂学生上万人齐集京师大学堂，举办庆贺立宪典礼。《京华实报》1906年第53号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天津、保定教育界也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的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最热烈的还是在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那些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新兴的教育、报纸，无疑都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16日，上海各大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上千人，马相伯、郑孝胥等发表演讲，马相伯的讲词登载在《时报》上，我们现在还能读出他当年的激动和兴奋：“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也都召开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是当时普遍的心声，其中有“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搜人材，备顾问，一时大陆风云奋。”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就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据当年10月2日《申报》报道，消息传到深宫，，慈禧、光绪“颇深嘉悦”。

　　善良的国人，在专制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的人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以为清朝真的要走上宪政的轨道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这次宪政萌芽是从官制改革入手的。就在颁布“仿行宪政”上谕的第二天，朝廷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徐世昌、张百熙、戴鸿慈、袁世凯等一批王公大臣共同编纂官制，两天后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他们制定官制之前首先确立了五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认同三权分立原则，因为议会一时难以成立，所以先从行政、司法着手这一条。当然，官制改革意味着一次权力的最分配，可以说牵涉到所有官员的切身利益，阻力之大是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公心、没有慈禧的坚决支持，这是没有办法搞下去的。晚清的宪政萌芽从这里起步，从一开始就显得艰难，比如想裁撤吏部、都察院，因为反对的声音之大令慈禧都感到为难，最后只好妥协，保留这两个传统的衙门。所以，清廷虽然只化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改动的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在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当年11月5日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从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各地封疆大吏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陆续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早在1905年8月起，朝廷就决定以奉天、直隶作为地方自治的试点，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自治局，将自治知识编成白话，广为宣传，从1906年11起，袁世凯下令自治局在天津县一级试办议事会与董事会。奉天在1906年12月设立了全省地方自治局，次年2月开办调查员养成会，又办了自治研究所。

　　1906年9月2日，清廷早在一年前计划设立的专门机构“考察政治馆”正式启动（1907年8月，“考察政治馆”易名为“宪政编查馆”），12月处又将会议政务处的工作并入，直接归军机大臣领导，性质有点类似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法制局，任务包括调查各国宪法，制定宪法草案，考核法律馆制定的各种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制定的单行法、行政法规，等等。筹办代议机关资政院、各省咨议局要晚一步，从1907年才开始着手。

　　法制改革走在行政的前面，早在1902年5月13日的一道上谕，就命沈家本、伍廷芳参酌世界各国法律，将当时的一切律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目的就是与国际接轨，在1904年设立了专门的“修订法律馆”。这一进程在1906年9月1日以后显然加快了，仅仅从这一年到1907年6月，就完成了欧洲、日本13种刑法、诉讼法及其他司法类著作的翻译，还有10种译而未完，接着又用大约一年的时间翻译完成了34种各国的商法、民法、诉讼法等著作。沈家本在主持翻译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同时，不但非常重视派人去国外考察，而且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法律专家，“随时咨问”，1906年10月开办的京师法律学堂，总教习就是从日本请来的。沈家本和伍廷芳从1905年起着手对《大清律例》进行修订，着重在删除酷刑、重罚，削减死罪条目，变革行刑旧制，删除奴婢律例，禁止买卖人口等，其中有多项是1906年提出并完成的。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破产律》等一系列推动近代经济的商法都是1903年到1908年间出现的，与立宪的进程基本同步。

　　当然，最热闹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

　　第一个立宪派团体是1906年 9月中旬开始在上海酝酿，当年12月9日正式成立的“宪政研究会”，提出“务求尽国民参预政事之天职”，选举马相伯为总干事，雷奋为副总干事，有会员300多人，出版《宪政杂志》月刊，有比较浓厚的学术气息，但不是一个学术社团，而是讨论国家大事、乃至直接参加政治活动的团体。

　　“预备立宪公会”的产生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有相当关系，他一个人就捐资万元，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到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了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最初会员不过百余人，却都是一时精英，他们来自商界、学界、报馆、书局，其中包括张謇、汤寿潜、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年轻的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无不都是江南知识界的佼佼者。状元实业家张謇早在1904年起就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要人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朝廷立宪，甚至代拟了折子，还给袁世凯写信，请他赞助立宪。汤寿潜等曾参与其事。张謇、汤寿潜、还有张元济等在1904年6月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几]和其他达官显贵，推动立宪，如今机会终于来了。“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葳、南洋各地，后来像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都加入进来。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存在的时间比较长，“预备立宪公会”做过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

　　慈禧的“仿行宪政“上谕颁布后，远隔重洋的流亡客康有为也坐不住了，1906年10月21日，他起草一篇布告会众书，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或“国民宪政党”），大弟子梁启超不同意这个名称，主张叫“帝国宪政会”，被康采纳，于1907年2月13日正式改名，对外称“中华帝国宪政会”，主要的诉求除了召开国会，就是开放党禁。“帝国宪政会”在海外开办商务公司、银行，出版报刊，到处募捐筹集资金，不过对国内影响有限。

　　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初名“宪政讲习会”，又叫“中国宪政讲习会”），时在1907年6月，此前他已经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宪政。1906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意联合杨度、蒋智由、熊希龄等人成立一个政治团体，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他还称许湖南人杨度为谭嗣同一类的人物，结果意见不合、各怀心思，合作不成。1907年10月杨度因为奔父丧回国，联合了湖南名流谭延闿等，成立湖南支部，1908年1月干脆把“宪政讲习会”改名为“宪政公会”，湖南支部改名为湖南宪政公会，接着在北京设立本部，当年还被清廷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国内许多地方设立支部，极一时之盛。也是杨度首开了“和平请愿”的先河。

　　梁启超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已渐行渐远，他不想在老师过时的旗帜下做那些力不从心的事，通过《新民丛报》的平台，他以那支常带感情的笔锋赢得广泛的读者，他的影响已远在戊戌年的康氏之上。本来他打算与杨度合作成立宪政会，以杨度为干事长，自己不出面，本部设在上海。与杨度合作破裂，他于1907年6月秘密到达上海，目的是争取岑春煊的支持，并寻求与张謇、郑孝胥这些江浙立宪派代表人物的合作，其实，张、郑等有实力、有声望，他们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正蒸蒸日上，自然不愿屈居康、梁之下，再说他们对康、梁的通缉犯身份还身存在顾虑，所以会谈毫无收获。梁回日本后，组织了“政闻社”（1908年2月发展到500多人，本部迁到上海，马相伯等出面主持），创办《政论》月刊，在上海发行，以蒋智由为主编，他在日本遥控笔政，不过再也没有像当年《时务报》、《新民丛报》那样一纸风行。

　　早在1906年底，富有学识、思想开通又有能力的旗人松毓捐出1000两白银，联合其他当地绅筹组“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他认为地方自治是立宪的基础，而地方自治的基础在于知识的普及。1907年1月6日举行成立大会，松毓被选为会长。不久会员发展到700多人，改名为“吉林自治会”，月出《自治报告书》三册，后改为《公民日报》，还开办了自治宣讲所、自治讲习所等。到1908年10月被清廷下令解散。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的出现已经是1907年11月，偏远的贵州也在这年12月开始酝酿成立“自治学社”，以后还有“宪政预备会”，其他各省也有各种立宪、自治团体相继诞生。

　　1906年9月1日“仿行宪政”上谕的颁发是近代中国的一件大事。到1907年，就是远在新疆，也出现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拍下一幅“新疆谘议局”照片，虽然房子看上去那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但谘议局毕竟是新生事物啊。在广西桂林，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从上海到日本东京，那些民间立宪团体的诞生更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早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了政治舞台，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和杨度这样的留学生代表还是初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但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是他们的时代，这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新思想或者他们的水平、能力更高，只是生逢其时而已。无论成也败也，如果只问是非，而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脚窝、一个脚窝过来的。

　　2006年3月2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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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不合时宜的特殊化措施和隔离措施

2009-03-07T08:12:00.000+08:00

已经开幕的全国两会成为媒体报道重点，在情理之中。不过，召开之前那阵子的准备工作成报道热点，过于特色了。据报，为确保两会代表、委员的健康，一是所有承担接待任务的宾馆，工作人员都先行进行了体检。二是清理周边环境。这样的消息让人不是滋味。作为迎来送往之地，不管客人什么身份，宾馆都应提供健康、卫生的条件。对从业人员的身体要求是由这一行的工作特性所决定的，没理由根据要接待人的身份而宽严不一。清理周边环境，从往年全国两会和各地刚开过的省级两会来看，目的不外是营造亮丽环境、保证相关路段畅通，当然，最要紧的还是防止所谓“闲杂人等”接近代表、委员及开会地点。

　　宾馆卫生条件、工作人员体检以及属市政当局对全体市民应尽之责的良好环境和尽可能畅通的道路，原本都应该是常规，却在两会前大动干戈，弄成专门为了代表和委员而采取的特殊措施。其中一些措施还往往给市民带来诸多不便，不久前地方两会期间，很多需要出行的市民就大大领略过因特殊地段交通管制、车辆绕行而造成的道路臃堵。

　　这类已成下意识的特殊化做法给人强烈提示：一种无微不至的制度性安排强力呈现出传统社会中那种强调身份等级的价值观在今天已经何等的发扬光大！而主流媒体把准备工作期间此类做法视为理所当然，作为大事正面报道——这期间有多少需要全社会关注的事被媒体冷处理掉了啊——，突显了这部分媒体的精神堕落和功能畸变。针对两会接待而采取的特殊化措施和媒体的高调正面报道，想来也是为了强调会议的重要。但会议的重要性无须以这种方式来炫示。如果说是为了提醒代表、委员履职，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些做法未必可以增强代表、委员们的职责意识，倒是在刺激其中一些人的特权意识、贵宾意识上很有效，而这却是他们最不该有的、会对他们自我角色定位带来干扰的意识。

　　选民授予权被虚化本来就已经使相当多代表弄不清自己跟民众的关系；人大代表构成上的官味十足（集官员和人大代表于一身的占总数70%）以及官本位的现实，又使许多代表以惯常的官僚思维看待和处理跟民众的关系而角色定位错乱（这不，一批医疗界委员日前说“中国看病不算难，不算贵”，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这番出自医疗界中有一官半职的委员之口的话令人啼笑皆非。一方面，他们仿佛不知人间世事的天外来客；另一方面，包含话中对求医者的教训责难意味又透露出他们的角色错位），特殊化措施只能强化这种情况。

　　而清理和防范“闲杂人等”不止是特殊化，实际上是把代表、委员跟民众相隔离。视之为背离政治文明的措施，不为过。相当多的代表、委员，平时就跟民众隔膜。原因不一定在代表委员自身，而更多在制度设计上。代表、委员的产生途径自然是根本原因，但非职业化也导致这种情况。即使定位准确、有认真履职意识的人，非职业化造成的精力、时间限制也使其很难跟民众保持广泛而经常的联系。每年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事实上采取的隔离措施，特别是会前清理“闲杂人等”，会议期间严防“闲杂人等”接近代表、委员，更加深了隔膜。不知道是谁发明了“闲杂人等”一词。这个词含义模糊，使用者可随时按需把不在权力体系的任何人归入其中。官员出行，它可以成为将官员凌驾于衣食父母之上并隔离开的语词工具；开两会，又成了把民众跟代表、委员隔离开的方便工具。

　　在如此刻意营造的环境下，除非代表、委员自身理念明晰，头脑清醒，否则，很难抵制种种强化身份特权措施的诱惑。而被这种诱惑牵着走，是很容易云里雾里不认识自己是谁的。近年经常爆出一些代表犯事、犯横时，动不动亮出“人大代表”身份。这部分代表的横劲，从根本上说当然还是在代表的进出口上：进口不归选民管，出口呢？“选民”照样没戏。但也是特权化措施惯出来的。

　　2009年3月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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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忠：虚狂型爱国主义的根源

2009-03-07T08:04:00.000+08:00

在目前的中国，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经常只是因为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看法不一，便轻易地以爱国来标榜自己，以卖国来指责别人。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土怀有一种浓烈的感情，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这里真正需要分析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爱国？

　　由于人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爱国主义情感容易衍生两种有害的变种。个人在道德上的缺陷，容易导致伪善型爱国主义，在理智上的缺陷则容易导致虚狂型爱国主义。

　　伪善型爱国主义者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往往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爱国，而是为了谋求不太体面的私利。必如，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一边高喊爱国的口号，一边却将有毒的食品卖给自己的同胞，或是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并将钱财和家人一齐送至国外。

　　只有了解足够的事实，人们就完全可以看清伪善型爱国主义者的真正面目。但对于因理智缺陷导致的虚狂型爱国主义，人们却并不容易弄清它的根源。这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在道德上有可能无可指责，人们在认可其品格的同时也容易不假思索地相信其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所犯的理智错误，对人类理性而言是极为自然和常见的。

　　国家这一词语，本来只是被用来笼统地指称范围极为广泛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比如某一特定范围内的地理疆域以及在其中生发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当一个人说喜欢中国时，他可能既喜欢这个国家的自然景观，又喜欢这个国家的风俗、饮食和历史，但为了表达的简便，他可能只是简单地说，“我喜欢中国”，而不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他所喜欢的与中国有关的具体事物。

　　但是，人们在使用国家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用于指代在表达的过程中不便一一列举的各种事物，而是不自觉地把国家这个概念本身，视为独立于它原本所指代的事物的一个单纯而统一的实体，并且认为这一实体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意识或精神。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国家概念实在化，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人格化。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所爱对象具有人格时，这种爱往往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求回报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爱他的母亲，他就绝不会嫌弃她苍老的面容或是佝偻的身躯；一个男人如果爱上一个女人，他不会在爱她其他方面的同时嫌她眼睛太小。另外，这种爱往往不是出于私利上的目的。人们很少会认为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只是为了从子女身上得到些什么。

　　国家这一概念其实并不具有人格，而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各种不同事物的指称。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总体上热爱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但同时并不喜欢它某些被污染的河流；热爱它的文化但却厌恶其中的某一成分（例如太监文化）；热爱它的风土人情但却不喜欢它的政治制度（或是制度的某些方面），等等。另外，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利害，来表达对组成一个国家的各种事物的爱憎。

　　但一个人如果将国家的概念人格化，那么即使他自己不能完全做得，也总是会要求别人毫无条件且不计利害地热爱和偏袒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那些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那些对本国历史或文化进行反思的人，那些指出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人，那些对国外的某些事物表示肯定的人，在虚狂型爱国主义者眼里，都是不够爱国的。

　　不幸的是，脱离国家概念原本指代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进而将它实在化和人格化，这不但是在普通人的理性中容易出现的倾向，而且也是一些伟大的思想者也经常会犯的错误。实际上，不少哲学及思想巨人在推动人们将国家概念人格化方面，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柏拉图、费希尔、谢林、黑格尔甚至卢梭等。

　　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对一些历史人物加以考察就会发现，那些公认的爱国者必然是成熟的爱国者。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相反，他们总是愿意去发现那些不加以解决就将危害日深的问题，并且竭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个成熟的爱国者如果同时又能为国家作出无私的奉献和牺牲，那他这种不求回报的爱国情感就不但不是虚狂，而是一种让人敬重的高尚。那些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总是身怀对祖国的热爱却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是不求回报地为国家无私奉献却从不认为对自己的同胞具有哪怕一丝一毫的道德优势。

　　实际上，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最为挚爱的恰恰是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所热爱的与祖国有关的各种不同的对象中，唯一具有人格因而配得上无条件和不求回报的深爱的，正是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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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桑德罗·巴里科：世界的起源：没有切利比达克的一个夜晚

2009-03-05T10:28:00.000+08:00

我早就想去佛罗伦萨观看和听听塞尔焦·切利比达克--音乐界留下的伟大老人之一。对那些不在圈内的人，我说他是乐队指挥，是个古怪的人。多年来在他身上贴着一个不舒服的反卡拉扬的标签。我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我知道前面的那一位千方百计地利用新闻媒体和技术，表现出为能占有文化大市场而具有的灵敏的嗅觉；而另一位--切利比达克--则自行其道，而且他愿意接受很少的采访，很少照片，适当的承诺，毫不讲究排场，甚至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录制任何唱片。实际上，我们想想，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作为伟大人物的方式。

　　在此类竞争中，我总是本能地站在比较安静的那一方。因而我当时是同切利比达克站在一起的，这也是一件有点叫人为难的事情，因为其唱片很少，而他又是不容易碰得到的人。而卡拉扬，那时你都可以在卫生间碰到他（诚然，这是个隐喻）。总而言之，现在已经过时了，卡拉扬肯定在九泉之下指挥着某个爱乐乐团了。我曾在佛罗伦萨马吉奥歌剧院的演出计划上读到，在佛罗伦萨市歌剧院乐队指挥台上又会出现向布鲁克涅反派交响乐挑战的另一场决斗。决不可错过这一机会。我到那儿去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切利比达克。在那前两天，他出了个事故，是老年人容易发生的那种普通事故，但不是大老人，而是普通爷爷们容易发生的一种事故：股骨错位。现在谁知道他在哪里，他是否能在上面发笑呢，或者只是耿耿于怀。我曾想对他说，但他永远不会知晓。如果为了我，我把《巴南姆》写到这里就停止不写了，那我就会发表许多空白行，这些空白行就是对那没有他的乐队指挥台的评论，是一种祝愿，也是对他说话的一种方式。您别着急，我们等待着。

　　然而，由于这也是会使本版主编勃然大怒的方式，因此我还是写下了这些文字，以便说说我无论如何还是在佛罗伦萨马吉奥歌剧院有了一次奇怪的经历，即听了由两位大师所作的、演奏得很好的、很难听的音乐的一整场音乐会。确切地说，我听了贝多芬为歌德派的埃格蒙特所作的应景音乐和门德尔松为歌德的作品而作的《瓦尔普尔加的第一个夜晚》。由Chung指挥，我觉得他的指挥无可挑剔。在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时，甚至有克劳斯·玛丽亚·布兰戴尔作朗诵，而在演奏门德尔松的作品时，有个庞大的合唱团来制造气氛。总而言之，他们什么都作了尝试。但是毫无办法：音乐是难听的，难听的音乐就依然是难听的。得救的是贝多芬的浪漫曲以及门德尔松作品由于有人多示众的合唱团而取得的某些良好效果。请你们相信我，其余的则都该忘掉。
　　
　　但是我并没有忘掉它，因为大师们的难听音乐对我总是具有吸引力。而这是只有我和少数人相信存在的一种东西，因为正式的权威们想要否认它。他们坚信：如果是一位大师，他就只能作伟大的音乐作品，而当那作品并不漂亮时，那肯定至少也要拔高，或是一种天才表演，或是某种东西的一个综合，或是某种文明的一种象征，或是形式结构的一个奇迹，或是……真是累死人啊!就是为了不说"难听的"。然而，要是好好地想想，这事儿却是一件几乎令人激动的事情。例如，正如结果显而易见，简单地就是难听，如果一个人试着想像一下贝多芬(哎呀就是贝多芬)，他决定为比所有人都伟大的歌德写点东西，实际上并没有人请他写，但是他决定要写，而结果他所能做到的，是做似乎是一个假贝多芬而又的的确确就是贝多芬的某种东西，是公司的正式说明书一类的东西。整个儿是井井有条，完全到位，整个儿丝毫没有天才的痕迹，仿佛歌德的幽灵将其阻挡住了。就像应试的一位学生那样，仿佛他要对那位大人物解释说他也是大人物；但是解释是一回事，是大人物又是另一回事，而他并未能成为大人物，这至少有点令人激动，是值得思考的漂亮的事。犹如新闻报道所证实的如下事实：贝多芬甚至没有能及时提交其作品，当时埃格蒙特的首场演出没有音乐，或者是用了谁知道是谁的音乐，贝多芬的音乐赶上了重新演出的一场，也是惟一的一场，最后的一场--就像你看到巴雷西哭泣，或者你发现马丁·路德·金背叛了妻子。的确，那些事就是使他们真正成为大人物的事情。
　　
　　然而无论如何，历史并不是傻瓜。事实上，那场音乐，只有一个版--《前奏报》（Ouverture）头版挽救了它。其余都被忘却了。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79698/

傅国涌：从“河蟹时代”到“对话时代”还有多远？

2009-03-05T09:30:00.002+08:00

[傅国涌按：转贴2篇文章，因为与我有关，这真是一个“河蟹时代”，它与我们期待的“对话时代”到底有多远？其实不光取决于朝廷、权贵的意志，同样取决于我们这些愿意做公民、不愿做臣民的普通中国人的意愿和努力。我在豆瓣的小组最初我并不知道，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我去看过几次，再后来认识了创建这个门户的山西雪堂兄。如今这个小小的虚拟世界的家园被河蟹了，两位朋友在午夜梦回之际写下的文章，让我深感温暖和鼓舞。感谢他们，我们共有这个时代。]

　　河蟹来到我的家

　　阿啃1919

　　提交日期：2009-3-1 1:30:00

昨天下午，我收到豆瓣给我的邮件，由山西雪堂兄创建的，我任管理员之一的“傅国涌先生豆瓣门户”小组，“因含有大量的激进时政、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与讨论，属于社区指导原则所明确的豆瓣不欢迎内容，依据小组管理细则第1条之规定，您管理的傅国涌先生豆瓣门户小组将在此邮件发出两日内被解散，请通知组员自行备份小组中合法的内容和数据。”

我没想到这个小组也会被河蟹，因为这个小组一直很低调，低调到冷清，成员295人，话题23个，还不到两页。并且是个私密小组。讨论的话题基本是傅老师在公开的、主流的媒体发表的文章，我一般都是从新浪博客转帖的。今天去看，被豆瓣删除，导致最终要解散小组的那篇文章《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在新浪还好端端在那里呢，包括傅老师的按语。这篇文章最初发在《随笔》，是老牌杂志，后来收入湖南文艺版《寻找失去的传统》，公开出版物。嘿嘿，豆瓣未免太敏感了，超级过敏。估计是这次豆瓣遭遇的压力太大。但是豆瓣你就不能基于商业利益反抗一下，当然，目前看来，只有反低俗到底，才合乎根本的商业利益。但至少，豆瓣如果想取得网友谅解，就得表现出已经跟那个压力抗争过了的样子，而不能乖乖的成为那个压制的力量的同谋吧。

又当然，目前创建人雪堂兄情绪很稳定，管理员阿啃1919也情绪很稳定。前几天白宇极兄的独立博客被关，白兄情绪也很稳定。这是被锻炼出来的。我们已经很镇定了，再神奇的事情发生，也不会再一惊一乍的。以前我的天涯博客文章被删，很愤怒，比喻为“割喉”，现在天涯删帖已经习以为常，前几天我收到站内短信，把我前年的一则文章删掉了，我已经不生气了。因为只要已经有朋友看到，就足够了，就像我看到朋友们的文章一样。一件事情事先张扬之后再删，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坏影响，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已经看到了那个不该看到的，听到了那些不该听到的。上次我写南方周末和江老师那文，在天涯首页有1万多点击，然后被删除，我一点也不生气。因为，这表示，现在天涯内部至少也有两种不同的力量，这是我根据天涯客观上表现出的状况瞎猜的。

但我有一种想法，我倒觉得，现在的状态，无论对于网站，还是对于网友，都可能是官方对网络的有效控制确立之后的一种真正进步。互联网之初，河蟹机器的控制触须尚未到达，那时候是无政府的自由，当网络收紧，一度造成呼吸不畅，但几年后网民仍创造或云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因为，有些力量，我们目前不可抗拒，但在这个力量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那么狭小的空间或云时间段。尽管不是自由全部，但有这个空间，就意味有一定的自由度。

关于豆瓣网友，其实我以前并不是最喜欢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小资青年，看书看碟，讨论形而上学，远在云端漫步，不知道民生疾苦。我更喜欢凯迪、天涯、天益之类的，有一群关注社会热点，一天到晚“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多崇高呀，公而无私。我也有这个倾向，关注社会，喜欢大词，有时候未免脸上写满苦大仇深。这个时候呢，经常忘记，生活其实是最具体的，苦大仇深哀民生之多艰，但先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过呢，我身上也未尝没有一丁半点的小资遗毒。只是很难把握这个平衡，因为一方面电影音乐书籍自然讨人喜欢，一方面我们的孩子却在有形和无形的毒物包围之中。这样的现实困境中，一个人是很难保持其清醒的理性的平衡能力的。

但这次豆瓣的去低俗化运动之中，我发现豆瓣的网友一个个都是那么可爱。这些人我们都陌不相识，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小小趣味，就像钱烈宪被刺那次讲座的标题。问题是，现在他们连这点小小的趣味也要被取消。崔卫平老师在《我是一只草泥马》中说，他们是一群“持不同生活见解者”，他们的诉求是非政治的，是基于生活的。说白了就是，有人想过一种自己愿意过的有趣的生活，这个诉求其实不怎么妨碍河蟹继续蚕食沃草，但河蟹却举起了尖利的巨螯。这样，在马勒戈壁的草泥马们按照自己的趣味和意愿去过虚拟生活的可能就遭到了现实的威胁。这样，原本并非河蟹天然敌人的草泥马，也被河蟹自己逼到了对立面。

这些豆瓣网友的可爱在于，他们有足够的心智成熟，以一种优越的心态，来面对河蟹的入侵。前一段时间我与一帮朋友聊天，说2008年以暴雪之灾开年，很难忘，而2009年以草泥马反抗河蟹之战开端，更是充满了战斗的激情。我第一次在夜骸兄博客完整看完三个草泥马的故事，简直喜欢得要命。这些天才，我多么喜欢他们啊！面对河蟹的颟顸，草泥马表现出来的那种智力的优越，那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戏弄，就像一场广场的狂欢。因为草泥马们明明知道，他们拥有绝对的智力优势，草泥马们明明知道，河蟹机器是很愚蠢的。草泥马们个体的智慧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活力，而这个制度内部的执行者，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可笑超越了熊猫的憨态可掬而直达丑态毕露的境地，集丑态毕露之大成。但他们没有人表示羞愧，之所以不感到羞愧，就因为他们躲在制度后面，他们把制度作为了自己的隐身衣，任何一只河蟹，都不敢用真实面目示人。一方面来讲这是河蟹的在暗处，草泥马在明处，似乎草泥马无法抵抗河蟹的入侵，但河蟹作为制度的一员，他在执行命令时是没有创造性的，因为河蟹作为制度的一员，制度不允许他有创造性，制度只允许河蟹成为螺丝钉，那么，除了制造笑话，除了将更多的观望者推到草泥马一边，还会有什么胜利可言呢。而草泥马看似憨厚弱小，任人宰割，但是草泥马正以其高超的智慧，居高临下，表现了思想的勇气。即便河蟹一度能霸占整个马勒戈壁，但草泥马的智慧仍是远高于河蟹的种群，人类文明之所以能持续进步，就在于人类毕竟是要靠理性来规划生活的，而不是永远靠河蟹的巨螯。

今天我管理的小组被解散了，那么我们就准备升级版2.0吧，除非豆瓣永远不开放新的小组注册，除非彻底取消网络。我们自然还要尽量依照我们的内心去生活，至少要过上我们乐意过的网络生活。当然，也要考虑到，这次草泥马智慧的胜利，还仅仅是网络的，网络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尚有一段距离，但又担心什么呢，一切都在不动声色之中变化。我觉得这不一定会是我肤浅的乐观主义。

　　时代是何等的低俗

　　　　——纪念即将逝去的“傅国涌先生豆瓣小组”

　　山西雪堂

　　提交日期：2009-2-28 0:19:00

　　事先解释一下，豆瓣是一个网站的名字，这种网站属于注册用户自主和自发维护其中内容的性质，主要以传播书籍、音乐和电影资讯为主。这个解释有点多余，而且我也并不清楚这种网站在互联网纪元N年之后发展至今属于什么流派。

很早已前就在书市经常见到傅国涌先生的书，正经买的第一本是《追寻失去的传统》。我曾经说，我们这些人的民国史观是傅先生给的，这不是随便说的。暂且不论观点如何，能持续地把这些相关的人和史料集中推给人们读，叫人们去发觉一个时代的，在那时也只有傅先生这样不多的几个人吧。史观，史观，没有大量的史料的铺垫，何以形成史观？现在民国的史料书满天飞，但是你一看上去，很多都是重复的。而傅先生还在挖掘历史深处的其他人物和故事，不愿走回头路。

　　收集了一些傅先生的书之后，我突然有了念头要在豆瓣开一个关于他的小组。最开始的想法就是想在豆瓣做书目，或许也算填补一个缺失，我开这些小组的初衷都是想“豆瓣怎么能没有某某位先生的小组呢？”这个小组的定位就是书友会。那一段时间正值国涌先生的著作井喷一样出来，有人说他出书的速度比普通读者读其书的速度都快。这当然是笑谈，不过在长期的积累和躬耕之后，一个学人这样的出书是现实的，那种感觉也非常正常。所以这个小组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利用豆瓣的搜索引擎和资料库，收集到了国涌先生已经出版的所有著作。后来，陆续加入小组的朋友多了起来，有了讨论的气氛，也有了一点发展壮大的意思。

前不久，有一个新认识不久的朋友，和我说要集中阅读国涌老师的著作，希望能为他推荐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书。我一时间其实有点迷惘。因为我隐隐地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真正能代表国涌先生最直接的观点和态度的文字，真正能代表他思虑最多的题目的文字，——这样的书还没有问世。或者说，没有机会问世。无论49年时点的旧知识分子兴亡沉沦、还是一代知识人的言论史，或是民族工业的奠基人传奇，这些题目或许在一个时期成为他的研究目标，但是他的价值追求或是对史料使用上的追求，都指向一个最终的态度表达。这个也是目前思想界方方面面殊途同归追求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说不好，但是能体察出来。也正是如此，我才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存在一个类似于“傅国涌豆瓣小组”这样的地方。

现在豆瓣网迫于主流舆论以及暗中的一些说不清楚的压力，关闭了这个讨论组。理由是包含有“低俗内容”的文章和讨论。我心里头空落落的。我那收起多年的写杂文骂人的爪牙终于忍不住要张开。因为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我也不会知道自己竟然有如此低俗。而且我这样子的低俗是完全自发的。

我觉得这是娱乐被审查击败的例子。原先本来我们以为现在这样的娱乐时代里，什么都要给娱乐为主的事业让道了。现在一看，娱乐业界随时都有停业整顿的可能，他们只不过在那个闪光灯下的一瞬间显得很主流，其实并不强势。因为娱乐场是别人提供的。豆瓣网也不过是这样。

低俗与否，是最残酷的标准。正如一件物品、一个人物的外表一样，美丑与否其实是存在一个相对的客观标准的。现在居然有人这样来轻蔑地使用这种严肃的标准，来达到一些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目的。我替作为客观事实评价指标之一的“低俗”这两个字感到悲哀，因为这两个字曾经用来形容许多真理性的事实，现在却被别人冒用。这个时代何等的低俗？竟然用低俗的名义维护自己的低俗。

记得幼年的时候，看到一个故事，或是小说，具体篇目记不清楚了，只是一些记忆碎片吧。其中有一个细节是讲主人公在梦中发现自己变成了巨人，一脚踩在仇家弱小的身上，那些对头只留下猥琐的阴影罢了。我觉得这些天夜里自己快做这样的梦了。

2009-2-28于核桃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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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看样子，真有“奉旨……”

2009-03-05T09:21:00.000+08:00

俄国边防巡逻艇五百多发炮弹击沉中国商船新星号，七个同胞死于非命。这一至今在我国媒体低调处理的野蛮事件，骇人听闻的内幕正在艰难曝光——俄边防军军官涉嫌受俄商贿赂，与俄商联合敲诈中国香港的商船公司。对任何一个尊重生命、尊重公义的国度来说，这样的事都不可容忍。

　　然而在特色中国，因事涉俄国，由于人们心照不宣的原因，官方和主流媒体反应低调。这倒也在意料之中。费解的是动辄民族主义情绪大发作、动辄代表中国人表示愤怒的一拨，这次不声不响，反常得很。联想到不久前的情景——有人抢个火炬、外国首脑会见一个人、甚至什么人一言不合“爱国者”意，便会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商品抵制、人肉搜索、声言追杀人全家……，这回的反应，不由人不相信网上早就在流传的“奉旨爱国”一说，不由得令人猜测，除了“奉旨爱国”、“奉旨愤怒”，还能“奉旨理智”、“奉旨冷静”。

　　最荒诞的是，当七个死难同胞被“理智”、“冷静”地淡出之时，当几个获救船员还被扣押在俄国之时，原满清皇家花园两个水龙头在法拍卖突然一下子抢尽风头，成了舆论热点。围绕铜质鼠兔水龙头，律师团高调起诉和所谓民间舆论密切配合——好像爱新觉罗家后人也参与了进来，硬是把两个历史不过一百多年的普通文物吹成国宝，炒出了天价。更怪异的是，一个私人拍卖行佳士得的商业行为株连了整个法国、株连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这个国家秉持的价值观，谴责、谩骂不绝于耳，还再次折腾起抵制、封杀……。但击沉新星号的是俄军巡逻艇，不是民间行为；发生地是俄国有无紧追权还尚且存疑的海域；五百多发炮弹（弹药箱全部打光）炮击一艘民用商船，大有不置诸死地不罢休之势。可是，平素极易亢奋、在佳士得拍卖原满清皇家花园水龙头时也很亢奋的民族主义者，面对俄方行径，没了一点脾气。反倒是一些军方人士的反应要正常一点。

　　两件事的轻重和舆情反差如此强烈，没法不让人浮想联翩。刚才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闾丘露薇的文章，读后，鼠兔水龙头惹起的风波更显荒诞。作者在文末发问：

　　“对文物的破坏，除了当年的八国联军，还有中国人自己，即使到了现在，为了经济利益，有多少古迹被现代化的建筑替代？被城市的发展所湮灭？有多少的文物，因为利益的驱使，在往外流失？当大家为了这两个兽首群情汹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真的是那末在意自己的文化遗产吗？”

　　原文转贴如下（http://www.shouguang.org/bbs/viewthread.php?tid=595），相信看了以后，会有更多的追问。

　　闾丘露薇：兽首被拍卖之后（捐给慈善机构）

　　2000年采访三个兽首在香港被拍卖，保利花了2840万投得。当时虽然也算是被关注的新闻，内地媒体反而关注的不算多。之后的几次拍卖，也没有引来群情汹涌，不过价格在07年来了一个几级跳，被何鸿燊买下，并且赠送给北京的马首，花了近七千万港元。倒是可以理解，07年艺术品市场好像股市一样疯了。一场金融危机之中的拍卖，没有想到价格翻了一番。这要多些媒体的热处理。至于媒体为何如此关注，不知道是为读者着想，还是引导读者如何想。

　　这十二个当年由法国人设计的兽首到底价值多少？没有人知道，因为艺术品的价格从来没有标准，但关注度越高，身价肯定不同，也越能够吸引收藏者，因为意味着有升值空间。

　　买家是谁？中国媒体转述外电，说是佳士得高层，但是仔细看看外电的原文，这位高层只不过代为接电话投标并且中标而已，因为都是他投中，因此外界猜测电话那头的买家是同一个人，不过这位高层守口如瓶。口紧，这是做这行的规矩。

　　中国律师在拍卖前的努力失败了，有些媒体把矛头指向了法国的法官。对于习惯用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人来说，既然接受了这样的游戏规则，如果对于结果不满，可以继续寻求法律途径，如果最后还是同样的结果，断然不会质疑法官，这是法治社会的根本，除非，有证据显示，法官被收买了，司法是不独立的。

　　说到法律途径，不少专家都引用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中国是在1996年签署的，根据这份公约，有法律依据来索回流失的文物，但是这些专家却忘记了告诉大家，这份公约，很多西方国家是没有签署的，至少在法国没有，因此这份公约，在法国国境内，是无效的。

　　也有批评认为，法国政府需要负责，因为没有阻止佳士德的拍卖进行，批评者忘记了，佳士得不是国有企业，作为一家以营利为目标的公司，他所承担的是法律和市场风险。法庭的判决，让这场在法国境内的拍卖合法，但是佳士得必须自己承受市场风险，而现在他已经在承受了，国家文物局的通知，就是佳士得为自己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问题在于，这家公司自己的评估，到底需不需要中国这个市场。

　　建议大家看看南方周末对兽首案原告律师任晓红的采访，之前，所有媒体，包括我自己在内，一直以来都是和刘洋律师对话，但是真正站在法庭上的，是这位华裔法国律师以及她的法国伙伴。

　　http://www1.nanfangdaily.com.cn/b5/www.nanfangdaily.com.cn/nfzm/200902260109.asp

　　正如任晓红说的，虽然这是一场注定败诉的官司，但是却是必须要打得，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定要回这两个兽首，而是要让法国人关注到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护那些，正在从中国境内流出的文物。

　　就好像我们关注这十二个兽首，关注圆明园，是为了让我们记住那段历史，明白为何一个国家被列强欺凌的原因，不然的话，再多的文物要回来了，也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同样的，每当想起被烧毁的圆明园，也是在提醒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对文物的破坏，除了当年的八国联军，还有中国人自己，即使到了现在，为了经济利益，有多少古迹被现代化的建筑替代？被城市的发展所湮灭？有多少的文物，因为利益的驱使，在往外流失？当大家为了这两个兽首群情汹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真的是那末在意自己的文化遗产吗？

　　还有一个媒体报得不多的消息，这次拍卖总共进帐四亿七千八百多万美金，扣除佣金，还剩大约四亿一千五百多万，会全部捐献给不同的慈善基金，包括艾滋病基金。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0f79650100cch6.html

张雪忠：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

2009-03-03T10:57:00.000+08:00

最近，中国大陆一些重要媒体发表了一些文章，齐声表示要压倒军队国家化思潮。笔者并不想对这些文章中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一篇文章如果逻辑过于混乱，人们想要对其进行批评都会觉得无从下手。本文旨在考察不同的国家体制下军队所处的不同地位，并对中国未来在这方面的发展方向发表一些浅见。

　　国家是一种由政府垄断暴力之合法使用的社会机制，因此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国家体制的性质密不可分。两者完全可以恰当地比喻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从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出发，可以将国家体制大致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军国主义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在这种军队高居国家之上的情形下，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性质的经典论断被完全颠覆。战争不再是一种政治工具，不再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利益，国家反而成了为战争提供各种资源的物质手段。

　　当战争关乎整个国家或民族的存亡时，战争就接近了它的纯粹形态。国家的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会保持一种自然的一致：一切都是为了打垮敌人。此时，军国主义思想和制度最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难怪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总是一边残忍地蹂躏他国，一边却不遗余力地要让国民相信，他们国家的生存空间受到了致命的外来威胁。

　　军国主义体制的危险在于，除非被别国彻底地击溃，否则对外侵略便不会停止。将军们在建立战功之后，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再建新功；而在遭受失败时，他们最想要的就是在下一次交战中洗雪耻辱。

　　第二种是家国主义或党国主义体制。在家国主义体制下，一个特定的家族（以君主为代表）盘踞于国家之上，军队成为家族的私产。军队的主要作用是保卫家族的政权，国家利益只有在不违背家族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一种顺带的保护。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历代王朝，都可以划归为家国主义体制。慈溪太后对待侵略者和国内民众的态度，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体制的特点以及军队在其中的地位。

　　在这一体制中，军队主要被用于监控国内的局势，对外侵略的动机并不大。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即使是在最强盛的时期，其国防政策仍侧重于防守。家国主义相对军国主义的进步，主要在于确保了文官对军队的控制。

　　党国主义与家国主义的区别仅在于，居于国家之上的统治集团之成员，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靠政治认同来识别。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致可划归党国体制之列，而之前的国民政府时期则是家国体制与党国体制的奇异混合。

　　第三种是民国主义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民主政治成为常态，民众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政府由民有、民治、民享。军队既不是将军们满足野心的工具，也不是某个家族或政党的私产，而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公器。在这种军队国家化的状态下，军队不再被用于国内政治斗争，因为只有得到民众授权的个人或组织才有权指挥军队，而赢得政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说服民众以获得授权。

　　在家国或党国体制下，政权的和平传承只有在统治集团内部才有些许可能。否则，不管一种统治是如何让人难以忍受，权力的更替都必须通过血雨腥风的战争才有可能。恰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的这句话被许多人作为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论据，这难免让人略感悲哀。这句话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的恰当写照，但我们并不一定要让它成为预示中国未来的咒语。历史是什么样子，并不能决定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否则，就等于完全否定了中国民众和政治领导人的道德反省能力。伴随着兴亡周期律的同胞之间的相互残杀，并不是中国人无可逃避的永恒宿命。

　　实际上，毛泽东的论断只是针对非民主的蒋氏政权的有感而发，并不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他在1946年就曾说过：“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但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周恩来也曾表示，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各种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头、用枪炮来“商量”，军队就会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那些反对军队国家化的人，似乎也在不断强调军队的荣誉，但不知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积极参与国内政治斗争真能为军队赢得荣誉。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大显身手，朱可夫元帅则在抗击德军侵略时屡建奇功，而现在的俄国人民难道不是认为朱可夫才是他们真心敬仰的民族英雄吗？

　　那些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人，永远都将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民所铭记，但国共内战胜负的意义却必然会越来越淡弱。内战所造就的主要是悲剧，而不是功勋。人们难免会怀疑，那些在八九年发挥作用的军人，内心是否真的产生过一丝一毫的荣誉感。实际上，人们至今都不曾看到，有谁会公开承认在其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笔者注意到，那些在主要媒体撰文反对军队国家化的人，大多具有军人身份。对军人由来已久的尊敬使笔者不忍对他们多加批评，但笔者的确想以一个同胞的身份提醒他们：军队赢得荣誉的最佳途径是在战场上击败敌国的军队，而不是时刻准备把坦克开进本国首都的广场。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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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羊性”、“狼性”与心中的“鬼子”——我看《鬼子来了》

2009-03-02T09:14:00.000+08:00

一

　　与尤凤伟的小说原著《生存》相比，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有了更多的荒诞成分，有时候夸张、荒诞不一定就是好，因为它破坏了真实感，很容易误导并降低观众的严肃反思。尽管如此，这部黑白片还是足以引起我们关于民族性以及生存与死亡、政权与人民等深刻问题的思索。在看这个影片之前，我曾读过风行的“四不像”小说《狼图腾》，所以在看完《鬼子来了》之后，我脑子里徘徊不去的老是“羊性”和“狼性”这两个词，我知道用“羊性”来概括中国的民族性还是简单了点，民族性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生存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在漫长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从鲁迅的关于“看客”和“人血馒头”的隐喻到《狼图腾》直截了当的断言，我觉得都给我们这个古老而卑微的民族提供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鬼子来了》也是如此，它是姜文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以独特的电影语言对民族性的一次拷问，荒诞而不是滑向喜剧，最终以日本军队在军乐声中疯狂地对挂甲台屠村，以幸存的马大三因为复仇而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死刑、恰恰又死在他不愿意下手杀害的日本俘虏手里的悲剧告终。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对中国广大农村来说，向来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似乎有着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孙中山说这是“一盘散沙”，马克思说这是 “一袋马铃薯”，正是这样的“广土众民”构成了中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的基础，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甚至更早的权力纷争），一次次改朝换代都没有触动这个根本，多少次“胡人南下而牧马”也不曾改变什么，无论是蒙古铁骑还是满洲人的弯弓都曾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片辽阔的大地，其中也有反抗、甚至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历史惨剧，但是更多的是顺从、是屈服，给汉人做顺民、做臣民还是给异族做顺民、做臣民，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差异，重要的是生存，是“好死不如懒活着”，肉体的存在高于一切几乎已内化为一种本能，所以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有之很快也会流变为低级的迷信，是为世俗生活服务的，不具备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精神维度。对这样的民族而言，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做顺民是多么的顺理成章（当然，其中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踏上了抗日之路也是正常的）。

　　对强权、对武力的恐惧和屈从是一个“羊性”十足的民族的常态，当我们感叹皇权总是如此稳固、人肉的宴席总是如此丰盛，我们总是像一头羊一样免不了“刀俎之间”的命运时，往往不是血脉偾张，从而起而掀掉这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毁坏流水的宴席，去寻找人的尊严和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是正好相反，我们对专制、压迫和奴役充满了仇视，却不是要改变这样的格局，而是羡慕、膜拜那顶血泊中浮起的皇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也”之类的中国式豪言壮语不绝于耳，那就是从顺民滑向暴民，铤而走险，揭竿为旗，斩木成兵，在冷兵器时代曾一次次颠倒了显赫一时的王朝，可惜始终没有改变王权专制本身，成者为刘邦、朱元璋，败者为陈胜、吴广，为张角、为黄巢、为李自成、为洪秀全，无论成耶败耶，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如出一辙。更多的时候、更多的人当然是做顺民，暴民是非常态，顺民才是常态，所以一部二十五史常常是那么沉闷，要么就是等到王朝衰微时的山呼海啸，目的还是要重建一个顺民秩序、暂时做稳奴隶的差序格局。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也归结于生存，只有肉体生命的一元，没有精神生命可言，这是“羊性”民族的本质特征。有人说这是缺乏宗教所致，反过来说，正是这样根深蒂固的一种民族心理阻碍了宗教的发育或引入，即使佛教到了中国，也迅速沦为谋取世俗富贵功利的道具，在这块“成王败寇”的土地上，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习惯了仰望权势、敬畏强者、崇拜胜利者，只有渗透了骨子里的成败观念，缺乏最简单的是非观。哪怕外敌入境，只要能在刺刀、枪口下暂时做稳奴隶，继续自己的顺民生涯，绝大多数人都会像挂甲台的村民那样。

　　也该马大三倒霉，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偷情还要点灯，他在枪口下接受了看押两个俘虏的任务，从此改变了他本人、乃至全村人的命运。他们的所有表现对一个“羊”性民族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大三一面怕抗日队伍，一面担心炮楼上的日军，在日军眼皮看押两个活人面临的艰巨可想而知，对方只是用枪顶着他的额头留下了“一样不能少一个不能丢”的交代，但他只能撒个谎说对方抛下的是“要全村人的命”这样的狠话，将这副担子由村民们共同承担，群策群力，而不是独自去面对这一风险莫测的“飞来之祸”。在粮食奇缺、自身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要养活两个敌人的俘虏，更是让马大三忧心忡忡。可是当送俘虏来的“我”一方食言不来带走，而是让他们就地处死俘虏时，全村上下老少爷们竟无一人敢下手，其中有胆怯、害怕的因素，更有迷信过年过节杀人不吉利等复杂的原因，最后抽签，这个任务落到了马大三身上，他因为情人怀孕，怕杀人不吉利，又带着种种复杂心理，还是下不了手。最后连外面请来的老刀斧手也失手了。两个俘虏由此生存了下来。全村人却因此而向毁灭之路滑去。这个故事的曲折、起伏本身就是活生生地呈现了我们的民族性格。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俘虏在面对生死关头时截然不同的态度，两个俘虏一个是日本军曹、一个是中国的翻译，他们自被俘虏到了挂甲台以来，日本人就是一味求死，决心效忠天皇，不愿屈服、苟活，所以绝食、撞柱子、拒不合作。中国的翻译则一心求活，一再地讨好马大山他们。日本人求死心切，想学习几句最能侮辱中国人的汉语，以刺激马大三他们，早日处死他，而翻译教他的那些话却正好相反。他的一脸凶相与他半生不熟的汉语所唱出的恭顺、奴颜正好构成了巨大的反差，连马大三都是将信将疑，觉得不对劲。两个人面对生存的不同反应让人看到了不同民族的性格，也看到了人性的不同侧面。

　　按照《狼图腾》的说法，日本是个岛国，自古就是一个海洋民族，在民族性格上属于“海洋狼”，虽然学习了中国的农耕文明一千年毫无起色，一旦在明治维新之后与西方的“海洋狼”文明一相遇，短短数十年就在亚洲腾飞起来，乃至横冲直撞，迅速走上侵略东亚各国的道路。原因在于日本民族与西方没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差异，“狼”的天性当中有其凶残的一面，也有进取、创造的一面。一家之言诚然不是定论，还可以进一步商榷，但未尝不是给我们这个老大民族提供了一次反思民族性格的契机。《鬼子来了》的电影语言是夸张的，但对民族心理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准确的。

　　二

　　日本军官口袋里已经放着天皇的停战诏书，送粮食到挂甲台时并没有预先想到大开杀戒，然而在军民联欢、酒酣耳热之际，大家纷纷唱歌吟曲助兴时，“大哥大嫂新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俘虏花屋小三郎的几句中国歌一下子激怒了日本人，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鬼子”，杀机由此开启。他们的“鬼子”就是民族性格中的“狼性”，是不容亵渎民族尊严的强烈的荣誉感，虽然战败了，但花屋小三郎唱出的中国歌还是让日本军官深感屈辱，日本民族性格中凶残的这一面瞬间凸现，迅雷不及掩耳。

　　我们的心中也有“鬼子”，这个“鬼子”在普通民众这里就是窝囊、是说不出滋味的顺民意识，电影中有两个我印象很深的镜头，日占时期十字街头上说大书的词都是现编的，极尽对“日本皇军”的献媚，一转眼日本投降了，大书的内容马上变成了歌颂“国军”英明伟大的词。是的，民众要生存，为了生存就“与时俱进”，不问是非、只论成败的“生存万岁论”难道不也是我们心中的“鬼子”吗？粮食即将到手，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的村民面临了杀身之祸，一切为了生存，生存高于一切，最后却以生存的丧失为代价，不亦悲乎。

　　我们心中有“鬼子”，这个“鬼子”在权力者那里、在专制政权那里就是没有天理、人情，更无法律可言，成王败寇，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恃强凌弱，视人民如草芥，哪怕是战胜国，还是媚外。挂甲台屠村，马大三因为去接情人而幸免，一个连俘虏也不敢杀、不忍杀的老实农民，最终愤怒了，他向已身入战俘营的鬼子举起了复仇的斧子。国民党政府在电影中第一次登场，是杀了给日本人做翻译董汉臣，因为他“罪不可赦”。第二次就是要判处马大三死刑，具有荒诞意味的是当初马大三不愿杀害的日本俘虏花屋小三郎却受命结束了他的生命。而这一切都是政权以冠冕堂皇的合法理由进行的，是可以安排的，以显示其公正、高大。

　　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太多有意识的片面误导，以为面对日本鬼子，我们要么就是做英雄，来一个杀一个，如此这般的痛快淋漓；要么就是做汉奸，诚惶诚恐马上摇首乞怜。其实，这两种选择都只是小部分人，以为黑白是那样分明，在抗日英雄和汉奸之间没有中间道路。这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鬼子”，我们想不到更多的人就是像挂甲台村民那样，是超越于简单的二分式之间的。

　　我们心中还有一个驱除不去的“鬼子”，当马大三被处死时，现场依然是那样热闹，围观的“看客”一个个伸长了脖子，除了成为“看客”们茶余饭后一时的谈资，马大三的死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响，人们很快便会忘记了这档子事。一个民族就这样苟且偷生，在“欲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之间晃荡了几千年，鲁迅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

　　三

　　无论是面对专制压迫还是外敌入侵时，也许你都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我们的民族并不是那么窝囊，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其中不乏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有血性的反抗，有舍生取义、至死无悔的选择。是的，一部二十五史并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不乏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抗日战争时期也有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人与事载入了史册。乃至在极权高压的无边黑暗中我们还拥有林昭这样蔑视死亡的思想者、行动者。但是仅有这些英雄、志士改变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鬼子来了》讲述的不是抗日英雄的故事，它之所以和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之类电影有着那么强烈的反差，同样的黑白片、同样是以华北的抗战为背景，但它们所阐述的文化内涵却是完成不同的。我相信《地道战》之类也不尽是虚构的，抗战也是事实，《鬼子来了》呈现的是另一面，是更多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文化心理，我们由此看到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这同样是真实的。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一条新闻，20名阿富汗妇女愿意用生命去换3名协助阿富汗大选的联合国人质。在这20名妇女中有记者，也有官员，还有一名阿富汗女将军，更多的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她们都毅然表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替换被号称“穆斯林军”的绑匪绑架的人质，她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充斥着恐怖和威胁，成为叛乱分子的天下，不希望阿富汗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我妻子看到这则消息，对20名阿富汗女性的作为深为钦佩，禁不住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并感慨中华民族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我当即反驳说，中国不是也有秋瑾、有林昭、有李九莲这样舍生取义的女性吗？她的回答是：“那都是个别的、单独的、孤立的，不是群体性的，并不具备民族性。”她的话一时让我无言以对。

　　我由此想起了百年前的“鉴湖女侠”秋瑾，1905年底，秋瑾从日本回国前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这封信和谭嗣同所说的“各国变法都有人流血，独吾国没有，此变法之所以不成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完全可以前后辉映，同样的光照千古。不到两年，她在故乡绍兴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慷慨就义。然而她怀抱必死的决心投身光复事业也好，赴义时的从容也好，都只是个别的壮举，是一个特例，对国民性没有什么整体的改变，与阿富汗民族在关键时刻一下子站出20个妇女不一样。或许这也是中华民族始终在现代化的门槛外徘徊、在不死不活中苟且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这不光是“女界之羞”，男性同样好不到哪里去，沈荩、史坚如、吴樾……都只能算是单个的英雄。鲁迅说，我们向来缺少单身鏖战的武人，其实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惯于单打独斗的，要么就是臣服在某一个权威之下，以丧失自己的人格独立为代价，群体性的成为驯服工具，做螺丝钉，惟独缺乏独立人格、有自尊的群体献身的壮举。20个阿富汗妇女的凛然选择就让我们无地自容。

　　我想起了三十六年前的龙华，36岁的北大才女林昭被无边的黑暗所吞噬，无声无息，在一个喊“万岁”已成为习惯的民族，人们除了会仰望太阳，还会有几个人把目光投向一个微不足道、被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小女子林昭呢？如果不是南京记者胡杰以常人不敢轻易想象的代价拍出了《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记录片，让林昭在经历了三十六年的轮回后再度“复活”，在所有观众的心中，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上复活，林昭早已被遗忘得差不多了。当她被虐杀时，天下之大却几乎没有人理解她的思想，本民族最优秀的大脑几乎都停止了思考，即使顾准也并没有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曾冒死去狱中探视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同情她的遭遇、佩服她的才华、勇气和风骨，却未必能达到她的认识层次，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就已明确地、毫不含糊的提出反对极权和极权主义的说法，并超前地思考了在一个流血太多的民族能否以较为文明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这样深刻的问题。这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也正是她的这些思想极大地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三十六年的时光不算短，老实说，林昭生身的这个民族并没有太大的长进。当年林昭作出这样的选择时，她是孤独的、孤立的，她如同凤凰立于密密麻麻的鸡群中，她被烈火焚烧的命运已经注定。这不仅是由于林昭的超前造成的，缺乏超越于世俗层面的生命寄托、生命情怀、生命追求是造成一个民族整体性卑微、庸俗的根本原因，林昭是有宗教信仰的，她的背后有天国，或许正是这一点支撑着她最终超越了那个黑暗无边的年代。

　　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重要的不是一两个、乃至更多特立独行的英雄站出来，而是普通人成群的站出来，英雄是很难效法的，普通人的作为才可以效仿，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在伊拉克发生了那么多人质绑架事件，未见本国有普通人集体站出来谴责，更不必说以生命去换。由此来看，阿富汗这个民族是有救的，有希望的，相比之下，在萨达姆的强权下苟延残喘了二十七年的伊拉克则前途渺茫，不容乐观。即使给予伊拉克人民主、自由，他们也无能享受。与20名阿富汗妇女相比照，中华民族那种“好死不如懒活着”、把肉体生命的存在当作第一位的生死观就显示出了其渺小、可怜的一面，所以我们尽可以有秋瑾、有林昭、有张志新、有李九莲……但我们民族不太可能出现几十个普通妇女同时挺身而出的壮举，当然也不可能有成群的男人作出同样的选择。鲁迅指出的“改造国民性”迄今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题目，在“羊性”中融入某些“狼性”，从“文明羊”向“文明狼”靠拢，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要改变民族性格中的缺陷，提升到一个新的精神层次，首先就是要破除我们心中的“鬼子”，《鬼子来了》依稀照出了这些“鬼子”的影子。

　　2004年12月2日—3日，杭州家中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cols.html

吴稼祥：与俄打交道，不能顾头不顾腚

2009-03-01T18:16:00.000+08:00

我建议中国收藏家收藏 2009年2月19日的中文《环球时报》，由于俄罗斯传统风格的对中国边疆的经略手段，使这份报纸具有了某种收藏价值。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条炫目的彩虹：“石油大单令中俄双赢”；而在它的尾版（第16版），则划着一道殷红的伤口：“传中国货船被俄舰击沉”。头版彰显的是中俄关系的“头”，尾版披露的是中俄关系的“腚”。“头”上好像有光环，“腚”上呢，似乎有屎尿。

　　2007年4月5日，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正事歪评（3）”：“俄罗斯对中国说：‘我爱你……’”。

　　那篇博文勾画了两个场景，场景一出的是“头”：

　　“中新网莫斯科2007年3月26日电(记者：田冰、俞岚)：3月26日晚，正在此间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俄罗斯‘中国年开幕式’。

　　“胡锦涛在开幕式上致辞说，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自中俄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蓬勃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俄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是两国人民的真诚愿望，也是双方国家的必然要求。

　　“普京在致辞中说，他衷心欢迎诸位出席俄罗斯‘中国年’开幕式。对俄中两国来说，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因为俄中两国不仅是好邻居，而且是好伙伴。两国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本身就说明，两个伟大国家在文化和精神上深深地相互吸引。毫无疑问，今年两国悠久关系的历史将增添辉煌的新篇章。”

　　场景二露的是“腚”：

　　“中新网2007年4月5日电：香港《文汇报》报道，4月1日起，俄罗斯禁止外国人在露天市场从事零售经营的法律正式生效，严重冲击当地的数万华商，各大市场纷纷上演‘中国制造’大甩卖。有华商感叹，以前‘赚钱轻松’，现今却变成‘委曲求钱’。20万华商大半回国，另谋发展；也有的‘坚守阵地’，寻觅转机。记者深入走访俄国多个华商积聚地，记录他们的辛酸和感触，探寻华商未来的发展与出路。”

　　两个场景里，歌唱的都是俄罗斯。关于“头”，俄罗斯拿捏着嗓子：“中国，我爱你”；关于“腚”，俄罗斯吧嗒着嘴巴：“就像老鼠爱大米。”潜台词自然是,俺要吃了你。

　　两个相邻的超大型国家之间，嘴上接吻，腚上较劲，这本没有什么，有什么的倒是怕我们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只顾“头”不顾“腚”，被人家的情歌唱晕了头。

　　千古以来，有一条国际政治铁律：两个相邻的大国，利益一致是暂时的，利益冲突是永恒的。这不是我的发明，是老祖宗的遗产。为什么虢国和虞国要唇齿相依，而秦国与六国要远交近攻？这就是两个相邻的小国，和两个相邻的大国之间的区别。两个相邻的国家越大，利益共同点就越少，利益共同的可能性也越小。为什么印度老是拿中国当假想敌？道理也在这里。国际上所谓的“金砖四国——B（巴西）、R（俄罗斯）、I（印度）和C（中国）S”，别别扭扭的总是中国与俄罗斯，还有印度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三国之间都没有共同的边界线,因此也相安无事。

　　按道理讲，俄罗斯是石油输出大国，中国是石油需求大国，而且两国相邻，石油运费极低，绝对是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而俄罗斯硬是磨蹭了10年，也不批准早就答应的中俄之间的石油管道建设，却从中国手里拿走了边界协议和WTO双边协议。它的算盘算计的不仅是自己能得到什么，还要算计不让你得到什么。这次中俄两国之所以能在石油问题上成交，还是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需求大于中国对它的需求。俄罗斯是资金短缺，石油过剩；中国则是资金丰裕，石油短缺。丰裕的资金不愁没有去处，过剩的石油如果一时找不到买家，短缺的资金则可能让正在做新沙皇梦的搭档很难苏醒。

　　这次俄罗斯在“新星”号货轮被击沉事件上的不认账态度（开火是被迫的，沉没责任全由船长承担，错方是“新星”号船方，似乎不要中国道歉就已经够意思了），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沙皇时代的俄国对晚清帝国的讹诈、恐吓和两面外交。估计俄国的日历也和其他国家的日历一样，是往前翻，而不是倒着翻的，那就让我们多看俄罗斯的脸，少看它的腚吧，但在拥抱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的腚弄脏了自己的衣服。在利益一致的时候，尽量让一致利益最大化；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努力让冲突最小化。

　　俄罗斯不要神经过敏，中国要防止神经麻木。

　　200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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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眼见未必为实

2009-03-01T13:57:00.003+08:00

希拉里访华期间的最后一个活动，是上教堂做礼拜。据报道，教堂周围只是加强了保安，其他要上教堂的人，可排队依次进入。希拉里从教堂出来后，凤凰台看起来很随机地采访了几位女士，这几位似乎常来教堂，跟记者的对话也不象事先有准备。一位女士告诉记者“今天没有什么特意安排”，比如说，没有安排英语讲道……

　　一切好像都很自然。给人的感觉，宗教信仰自由在这里是得到尊重的。然而，如果多加观察，就很难在这方面有乐观结论了。

　　举一个大城市人、特别是城市里大中小学生都能感知其变化的例子——圣诞节在最近两年的际遇变化。

　　大约8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到欢度圣诞节的行列。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每年平安夜、圣诞节那两天，城市的夜晚会变得格外热闹。成千上万的人，无分年龄、性别、职业，手执花花绿绿的气球、充气圣诞棒，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中心广场。几乎通宵达旦的狂欢气氛使整个城市简直就象欢乐的海洋。如果是喜欢清静或者怕拥挤的人，那两天夜晚，最好别出门，因为参与的人之多，以至傍晚以后，通往广场的要道一定水泄不通。

　　如此多的人欢度圣诞节，据我看，不一定冲着基督教信仰，而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快乐、健康的节日气氛在吸引着人们。从中看到无穷商机的商家自然也在推波助澜：圣诞节之前好些天，琳琅满目的圣诞用品、玩具就摆上了柜台；众多餐饮娱乐场所也会赶在平安夜前在门前作好圣诞装饰和布置……

　　07年情况变了。我不清楚圣诞用品是不是还摆满货柜，但是餐饮娱乐场所被打了招呼，之前年年要作的圣诞装饰不让做了；学校也提前层层作了管好学生的部署，尽量使学生不外出。而在人们往年欢度圣诞的广场，没了欢乐人群，多了眼神十分警惕的人。结果，往年圣诞节时的不夜城景象见不到了。

　　08年的情景跟上年一样。不同的是，有关部门在温江一个公园组织了大型庆圣诞活动。从电视画面上看，灯火通明的公园里，圣诞节的标志性装饰应有尽有。参加活动的，有许多学生、市民，还有很多外国人。场面相当热闹。接受采访的人也是个个都非常兴奋。如果不知道大范围内的控制措施，不知道这两年圣诞期间城市广场如临大敌的情景，凭自己在这个温江公园现场的亲眼所见，或从电视新闻所见的场面，会相信人们可以自由地欢度圣诞节。

　　然而，眼睛也会受骗的——如果你看到的是人家想要你看的。

　　想要你看的，也许是特意制造出来的，也许是从事实的若干方面特意挑选出来的一个侧面。特意制造出来给人看的，是彻头彻尾的骗人假象；从若干相关事实中隐匿一部分，特意呈现一部分——隐匿的是不想让人看到的，呈现的是希望人看到的——事情就面目全非了，而真相在这里的遭遇，并不比在特意制造的假象那里的遭遇好。

　　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但在意信仰的自由，在意真相，因为这两者关乎人的权利和尊严。举圣诞节的际遇变化为例，是因为包含其中的对人精神的粗暴干涉，显现的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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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

2009-03-01T13:51:00.001+08:00

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再度来到日本东京，中国上万留日学生中名气最大的当数杨度，身为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风头之健一时无俩。孙中山有意拉杨度共度大事，无奈道不同不相与谋，谈了三天三夜，也没能说服他。他说自己虽也佩服中山先生高论，但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已根深蒂固，难以骤然改变。不久，孙中山、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望他能参加，他虽谢绝了，但承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这是孙、杨一段历史的因缘。

　　10年后，杨度因为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诛杀的“帝制余孽”。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败，他仍强硬地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启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说这番话时，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据说，袁世凯弃世前夕，还在病榻之上不无悔恨地感叹：“杨度误我。”而杨度则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不过一书生，他的信仰只不过与袁想做皇帝的心思恰好一致而已。岁月沧桑，世变无常，旗帜变幻，然而，杨度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始有终。在近代中国史上，他实在是最不善变的人物之一。第一个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虽与杨度政见不同，却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临终前留下了并不广为人知的一份遗嘱，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当时杨度正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被通缉：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1931年，也就是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坐的还有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他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他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并且高声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或许他没有想到在坐的左舜生手里有一支史家的笔，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

　　1945年，左舜生以参政员身份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参政员。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两点以前，在“延园”的一棵枣树下，毛泽东对他和章伯钧说：“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把他看看！”当时站在旁边听到这番话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两人。

　　多年之后，左舜生在写《谭嗣同评传》时，想起了同是湖南人的杨度和毛泽东，并把他亲历、亲闻的这两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记在其中，作为湖南人个性的佐证。杨度一生信奉君主立宪，所以他对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而在当时还在野的毛泽东看来，蒋介石无非是没有戴上皇冠的皇帝，只是少了一个头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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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和：我的虔诚所向

2009-03-01T13:44:00.000+08:00

那个发色火红的男人终于还是在一片明艳无比的金黄中猝然倒下，生命结束得如同他画笔下绽开的那些疯狂。让我不断地想起2003年夏天在西北大地上的漫长行走。一落一大片的向日葵，在明晃晃的阳光下株株挺直了身子向上长。神似那个男人画笔下疯狂的灵魂。然而他如此干脆地就结束以如此疯狂的方式换来的生命却是我始料不及的事实。

　　西北大地上的日落从一开始就蔓延出大段大段的黑色，在广袤的土地上漫卷成一种铺天盖地的绝望。如果我的记忆还没有被某些强制性的因素去要求遗忘的话，那我分明记得多年前有过一位诗人傲然坚定地站在同样的绝望中承诺过--即使是仅凭一双黑暗赋予的眼睛，也要用它来寻找光明。如同六十年代"垮掉"的那一代看见人们在高架桥下仰望上苍，最终得以发现一座灯火通明的住宅摇摇欲坠。所以这样的承诺的确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让习惯了黑暗的我们欣喜得有些睁不开眼睛。不过到最后那个诗人还是用一把斧头去寻找了些别的什么东西，留我们在原地不知所措。

　　原来承诺不过是瞬间绚烂的烟火，决绝地向着光亮陨落。

　　2003年的岁末被无限拉长，以供人们怀念那些一年来发生的看上去深刻却终将被遗忘在岁月角落中的故事。我媚俗地站在冬日的烟灰色中回头观望一年来斑斓的时光。眼看着时间如此良好的延展性坦然地铺展出一地可笑的万劫不复。

　　比如2003年年初清冷的街道上路人口罩下边戒备的脸与2003年年末闹市里麻木的眼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比如仍有大多数孩子不得不在"爱"的名义下牺牲今天以期待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将来；比如大部分人依旧被迫和自愿地放弃远方和梦想为柴米油盐碌碌奔忙，并且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也理应如此。

　　于是理智告诉我，时间堆积的不过是量变而非质变，或者质变已经向我们所期望的相反方向义无返顾地发展下去。而我的情感却仍然期待多少年积聚的民族危机感能在某一个亮灰色的巨大决口上奔涌而出。

　　我记起前不久看过的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关于一个灰暗、荒凉的年代里的精神贵族。最末的时候女主角"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提着草编的菜篮，身穿用蜡染的土布缝制的白地蓝花的长裙。这样的衣服看不出时代的特征，仿佛她总是固执地把时光拉向一个悠远偏僻的地方，她说她很高兴看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这使她想到过去，想到过去黯淡日子里有过的期盼。"

　　但是，她说："新的时代却没有以我们想像的面貌出现。"

　　所以我曾经多么感激过2003年那场让我们惶惶不安的灾难，那些灾难中迸生的坚定温暖让我不再因自身的绵弱无力而感到愧对世间万物的不可逆转。而周围的人枯黄的目光终于在考托考G评优评职之外去关注了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与他们亮白色的前程无关。间隙之间我看见暗灰色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色彩明快的骨朵，并且无限期待它们能在灾难之后的废墟上开出花朵，全然不同于之前那些妖艳惑众的霓虹。

　　可是我却过高地估计了灾难的赐予的持久性。当灾难的表征轰然坍塌之后，人们不过是在废墟之上继续啃噬发霉的骨头，偶尔防范着废墟的蠢蠢欲动。而灾难的本质与人们的愚昧而不自知依旧一脉相承地生生不息。

　　泛滥的小资依旧为标榜个人品位的高尚孜孜不倦地向物质铿锵有力地进发，伪朋克们为了吸引姑娘们的目光坚持着肆无忌惮的破坏而不知建立，空留那些坚守在象牙塔里的守望者们悲壮地踽踽独行。每个人开始重回原点去固守只属于自己的无可奈何的忧愁。原来灾难之中的众志成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浪漫，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火鸡一样的领域感和对策在灾难之后变本加厉地重蹈覆辙。那场大火在烧毁灾难的同时也焚烧掉了那些反抗着土地生长出来还未绽放的花朵，断崖之上的茎叶只剩下灰烬的颜色，凝结卷曲，无处归依。

　　我开始学会在我不可企及的未来的张牙舞爪之中低下我曾经故意昂起来的头，不作声息地与所有的孩子趔趄并且相互搀扶地走上了与我们原意截然相反的路途。那么虚度年华的我始终不能确定的是，仅仅为了生存而非梦想的机器似的努力和忍受算不算虚度年华？

　　一个小孩子说："得到的总会比付出的少，少之又少。所以，我理所当然地不斤斤计较。上帝告诉我，我只能拿一样东西，即使我有两只手。而且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并且让我一直妥协一直顺从，一直没有方向感。"

　　课堂上一个喜爱画画的女孩站起来哽咽地说："我梦想的生活仅仅只是那些画笔下明快华丽的色泽，有一间画室和一直鼓励我的朋友。可是我为什么要耗尽青春去换取另一个我垂垂老矣之后才能得到的并且我不喜欢的未来？"接下来教室里是大段的沉默和这个女孩隐隐的啜泣，我看见高高低低的参考书后边心怀梦想或者来不及考虑自己的梦想的隐忍悲伤的脸庞，以及讲台上那个年轻善良的女老师难过的安慰。我们分明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悲伤结局，为什么还要自欺欺人地为了那些并不需要的流光溢彩的浮夸穷尽生命前二十年或者更多的日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还那么小，就开始过早地不再相信不再依托了？永远以那么冷暖自知和顾影自怜的姿势行走，偶尔拥抱，随波逐流地丧失了方向。那些象牙色的理想，早就沉寂在逝者玄色的墓碑上了，最后留下的总是从根部腐烂起来的绝望。而那些大片青绿的过去，在未来的侧目之下潮水般地匆匆退去，经受着时光层层流转的剥蚀。

　　连过去和现在都无法把握的我们，要怎么去把握我们的将来。

　　尽管它被描述成一地流光的缤纷，如同一个众望所归的亮点。

　　12月的晚上我去听摇滚乐队的演出，那些在城市各个角落里坚持勇敢并且反抗麻木的相互陌生的孩子因为热爱的东西在一起互相善良地微笑。让摇滚看上去像是一种认真的卓然独立的状态。

　　一切倾其所有的反抗和斗争不过是警醒着的人们在歪曲现实的暗色洪流中，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满怀爱意并且以奋不顾身的形式体现出来的逆流而上。犹如一个人的眼中常含的不过是对土地因爱而生的泪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同样是绝望向希望的致礼。在传统的价值观和信仰颠覆的倾向下，总应该有人能够以时代的早产儿的形式经受着世俗的非议和磨难，再坚持地背负起自己乃至所有人的那些被嘲笑为不切实际的梦想，最后去填补我们所处时代英雄主义的空白。那么我记得有人说过，面对存在，与其茫然地束手就擒，不如自取其辱。当我们为某事竭尽全力，我们才感到，或许我们的竭尽全力比这件事更有价值。

　　就像向着色彩极为单调的巨石步步为营的西西弗斯，我们应当认为他是幸福的。因为大多数的人认为，"他是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即使盲人注定了无法准确地描述出黑白的分别，却仍然可以用生命去诠释色彩的含义。没有什么是被穷尽和绝对地限制了的。

　　环境和钱包到底是谁压迫了我们，还是那些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无限膨胀的私欲？孤独和妥协，你只能选择其一，不再给予你任何自圆其说的机会。

　　而对于那些在暗夜中茕茕孑立着画下独立思考轨迹的思想者，我将始终以我卑微的生命底色为他们的路途奠基。

　　即使当我们的社会物欲横流的时候，我也要他们相信和看到，所有绝望不过是某一时刻生活的某一面的暂时凸显。还有多少孩子在观望他们的努力和幸福，并且像他们一样孩子般任性地摒弃了那些流光溢彩的物欲横流，虔诚地朝拜着生命本真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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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公信力匮缺之尴尬

2009-02-24T08:18:00.000+08:00

1，多美兹奶粉风波

　　近日有传言说一些长期食用多美兹奶粉的婴幼儿患肾结石。有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人们谈结石而色变，家长们更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开始了新的一轮被折腾。许多家长不得不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带孩子上医院检查。有关部门频频表态，将迅速组织检验。两三天前四川公共频道报道，经国家质检部门检验，多美兹奶粉不含三聚氰胺。然而，三鹿奶粉出事前，质检部门不也说它质量过硬？中央电视台不也作过专题宣传，说三鹿奶粉经过了1100道严格检验？殷鉴不远，如今不管什么机构的结论，都没法使家长放心，个个非得通过比超、验血结果来告诉自己，孩子有没有吃出问题。所以，结论出来之前各医院儿科爆满，结论出来之后，照样爆满。

　　同样的尴尬，到处发生——只要跟权力沾上边。

　　2，“躲猫猫”

　　“躲猫猫”是公信力极度匮乏的特殊国情源源不断衍生的典故中最新一个。李性健壮青年死于看守所内“躲猫猫”游戏造成的“颅骨重度损伤”——警方这一结论过于挑战众人想像力，难怪人们不相信。于是“躲猫猫”一词不胫而走。这个新词包含的彻底不信任、嘲笑、愤懑、无奈，瞎子也看得出。出事的云南方面迅速组织了网民调查团。平心而论，比起一味遮着捂着、比起完全由官方给结论，这好歹是一种进步。可现在的情势是，官方一插手，要想取信于人，就难了。这个网民调查团也难免被怀疑是官方找来配合上演一场双簧的，尽管他们可能很无辜。

　　别告诉我这是民粹主义表现！民间传说中那个三次闹着玩喊狼来了的孩子最后不得不自食恶果，这该叫什么主义呢？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人见识的谎言可不比那孩子只是闹着玩的！人们见识的是习惯性、体制性造假和谎言，是为着掩盖真相、愚化人的心智而制造的。这种现实之下，除非脑袋已经给弄得坏掉了，才会人家怎么说自己怎么信。

　　3，审计长“欣慰”报告

　　奶粉疑似有毒、狱中死了人，对官方说法，人们不相信。日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在新闻发布会上“非常欣慰地”报告“一个真实情况”。结果也一样，既没有令听者“欣慰”，也不会令听者对“真实”放心。

　　19日，就全社会关注的4万亿救市资金的使用，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要“非常欣慰地向各位朋友报告一个真实情况”：从去年11月到现在的审计结果来看，各级各部门在“保增长、保发展、保民生”上行动迅速，措施得力，注重效率，强化监管。4万亿投资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和浪费问题。

　　4万亿的资金绝大部分流向大工程而不是民生，这个方向就令人疑惑。稍有常识者都明白，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最迫切的是要提高民众消费信心和保就业。保就业，必须护持中小民营企业，因为是这些企业吸纳了我国80%以上就业人口；提高消费信心，必须采取实质性措施改变国富民穷格局，当务之急则是一方面使民众的口袋不要太瘪，另一方面要消除后顾之忧。

　　但无论对中小企业，还是解决民众口袋太瘪，外加不堪承受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三座大山，都有些口惠而实不至，即使有措施，也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四万忆中，投向农村和据称用于逐步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仅分别占1%。完全不像对在吸纳就业人口上作用相当有限的大工程，说出手就出手，而且出手大方、阔绰。这样的资金流向本身，尽管不该由刘审计长负责，可却使他说的“保增长、保发展、保民生”在诚信度上就先天不足。而大工程往往伴着大腐败，多年来，已经有无数事实摆在人们眼前。现在审计长一句“未发现违法违规和浪费”，人们能信？莫说投给大工程的钱，就连赈灾款、重建款都敢胡花乱用——灾民还在棚里过冬，县府已经用上号称“陆地巡洋舰”的豪华越野车，还有什么钱不敢动？

　　除非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接受全社会的监督；除非信息公开，每个公民可随时查询，否则，官家一说“真实”，人们就忍不住要笑。

　　……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0f79650100c9vy.html

何东：警惕中国的“赫鲁”、奸、贼

2009-02-23T09:17:00.002+08:00

朋友炎炎写了一篇博客《论大内民主》（全文见：http://blog.sina.com.cn/u/1419464023

　　读来颇之有感。

　　炎炎文中说：“有观点期盼民主的第一步首先在大内实现。听上去十分有理、靠谱。纵观历史，不是没有行动过。著名的魏征魏大人曾经对当时的国家主席李世民说，以人为镜，可以正己。”

　　关于“民主”这东西，人们不要老是以为它只有西方才有，俺们自己就根本没有过。压着根儿就不是这样的，俺们早就有过，而且民主叫得最厉害时还不是现在，而是在60到处0年代末。可就是后边多加了仨字“集中制”；加起来，就成是“民主集中制”；我在东北兵团下乡那阵子，列席过连队里一两次党员民主生活会；于是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的基层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到底咋一回事情。

　　连队党员那时一开会，前边时间完全属于大家各自民主：也就是敞开瞎聊、什么荤的素的都扯；而且用的时间还都不短，一个或几个小时都说不准。但这种撒开了聊的民主，啥事儿都不决定。并且我注意到，话一聊开了之后，当第一把手的书记很快就打呼睡着了。看时间也不短了，书记一猛子醒过来，脸一横，说一句：也唠差不多了吧？我说两句！

　　这就是大家民主之后的最后“集中”。书记一嘴定事、发布各种指令、委任各个临时小官；这时所有刚才民主的人就不再说什么了，大家完全都是瞎驴上磨——听吆喝；书记那两句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因此在中国的基层的“民主集中制”五字当中，前边俩字就是随便聊废话，最关键还是得书记最后一言的“集中而制”。谁要是想在已经一言集中之后再讲民主，那么之后的小鞋、小袜子、小裤衩的，保证让你穿到咽气为止。

　　至于“炎炎”博文中所说的唐代的魏征老给唐太宗提意见，那就更是扯了。中国历代皇上，皱一皱眉，就可以将任何人推出去斩首，还民个啥主？就连大臣也不敢吱一声蔫屁呀！所以，魏征跟三国孔明差不多，所谓“以人为镜，可以正己”；仍是知识分子一厢执著而已。唐太宗杀兄弑弟都跟闹着玩儿一样，还扯什么民主？

　　唐代历史没专门研究过。也是在电视剧里看的，那李世民差点都能把个魏征腻烦死！什么以人为镜？鬼打了墙才会信。不过又是后代文化人精神自慰呢！有手淫一说，脑淫就更厉害。就象某些专门匿名骂人那样，完全可以相信，其个个在自己单位里，一见领导、校长什么的，全屁颠屁颠的，恰恰由于社会公共压抑太深，所以才要到处找发泄阴损自己那股子无名恨。也都完全可以理解，都是没办法的人，工资奖金、学历文凭，全握在人家手里呢。

　　炎炎接着写：“还有苏共赫鲁晓夫，在第21次大内代表大会上，作了著名的秘密报告，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斯大林爸爸的罪行。结果，千里之外的中国不干了，不久就称之为苏修。（苏修后来有了新思维，自行解体，还出了个叶利钦，赫鲁晓夫立了榜样。我们也有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于当年这段历史，我那时正上小学，所以也知道一点，主要都是从收音机的广播里听到的。当年是赫鲁晓夫，在第21次大内代表大会上，作了著名秘密报告，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斯大林干爸爸的罪行，并且得到前苏联人民的热烈拥护。但中国当时隔着国家替人家很不拥护，广播里连续发布了九次解放以来最激烈的批评——后人称之为著名的“九评”，当时是专门指派嗓门最大最严厉的广播员播音，所以我那年月作为一个小孩儿，都能在收音机底下听得浑身直发抖。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种声音广播了，年轻人如果想了解的话，仔细找几段朝鲜的新闻广播听一下就知道了，特点就是：咬牙、立目、声嘶。

　　从苏联出一个赫鲁晓夫之后，中国人也跟着倒霉。赫鲁晓夫后来竟然就成了中国人头顶上一个极普遍、极流行的外号；谁在单位里顶撞了领导，好！“单位里出了赫鲁晓夫”；如果党高层有谁在老人家已经集中了的事情之后，再说半句反对话，那么更不得了——“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无论是单位还是中国，一旦出赫鲁晓夫，就必须全体将其打倒。当然是书记发话，然后由人民去打倒。

　　一直都到了改革开放之初，伟大的邓小平同志，还顶着这个外号呢！

　　当然，我们国家因为长年都警惕着不能够允许容忍出现赫鲁晓夫，所以直到今日，广大人民群众，不用谁教育，革命警惕性都高着呢！

　　比如，请看“上海日记”的留言，就最能说明问题——

　　“上海日记”说：“很悲哀：事实上自己的父母也是那种被教化到骨子里的那种‘以人民日报社论’为思考基点的人，以《新闻联播》为认识世界的唯一窗口。而他们性本善良。记得在与一位40出头的女同事谈到这次我们允许台湾、日本的救援团进来真是一大进步（虽然后面听到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她首先很‘理性’地说：‘这里面（这些救援团来）会不会有些阴谋’。这只是一个大专的科员，生活中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却能有这样高的‘政治敏感和觉悟’”。

　　不单独“上海日记”的父母、同事是如此，我们的国际革命警惕性，早就进入生殖细胞的隔代遗传了。

　　有老同志说：“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还有小同志说：“别看日本又是捐款又是救援的，天天惦记咱们领土呢。”

　　没错！反正隔着大海，日本就是惦记咱那几个岛屿呢！

　　可跟咱们紧挨着的那些邻居国家，就不惦记了吗？

　　俄国，早在沙皇时期，就签了我们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比那几个小岛面积大多了大多了；

　　印度，过去跟咱们打过架，现在领土的事情也没完；

　　朝鲜、韩国，长白山早就被人家画自家地图上去了，咱们自己不敢在报纸上提罢了；

　　越南，跟咱们打过架，现在领土的事情也没完。

　　您说说，我们周边这一堆邻居，那一盏灯是省油的吧？

　　但长年被集中惯了的我们，对周围这么多严重威胁，根本不多说，就是愿意喝着可口可乐恨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跟我们没有任何领土纠纷的美国。

　　孙子兵法说：远交近攻；

　　所以中国人觉得他特别“孙子”，因为我们喜欢近交远攻。

　　群众给人扣帽子，也喜欢换新花样。过去几十年，喊赫鲁晓夫，也感觉陈旧烦了。所以现在又改喊“汉奸”、“卖国”了。

　　总有人批判我分析事情，缺乏战略眼光。这没错，最早海湾战争那阵子，我出门买包香烟，街边一配钥匙修自车的老匠工，有板有眼地给我讲解了大半天什么是美军的“斩首”！所以如果派几个北京修车的出口海外去当总统，那肯定是张三骑驴——富富有“吁”——谋问题啦！

原文地址：http://elanso.com/ArticleModule/SsNiVwVcNiP0G9TDQmTgUpIi.html

邵宗海：两岸故宫交流中值得省思的争执

2009-02-23T09:12:00.000+08:00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上周末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为今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雍正大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展开协商。

　　周功鑫此行被定位为两岸分隔六十年以来，双方故宫之间最高层的正式接触。但在此前，某些具体问题曾引起一些争执，不过人们不应该予以高度政治化的看待。

　　所谓的“争执”包括二个层面：一是名称问题，台北坚持要以“国立故宫博物院”正式名称与会，对这个“坚持”，北京是很难接受的。另一个争执则是司法问题，故宫文物送到对岸去参展，台北深恐北京会进行追讨，所以要求大陆方面先立“司法免扣押”的保证。

　　名称问题，在过去两岸学术及文化交流中已发生多起，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台湾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前往大陆签署两岸合作交流协议之时，出现“国立”两字是否应该放到协议书上的难题。不过，由于大陆的高校几乎全属国立性质，所以双方都同意不写“国立”两字，仅书学校名称，避免了尴尬。

　　当年，政大国关中心与北京中国社科院签合作协议，社科院为了顺利完成，刻意去掉前面“中国”称号。而同样的“妥协”也产生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的两岸学术交流层面，当时笔者主导政治大学中山所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师与研究生交流计划，教育部要求协议里必须列“国立”名衔，为求完成，便在协议书上作了“权宜”措施，就是在政大的版本有“国立”字样，北大的版本予以省略。其实，重要的是目标达成了，过程就不那么重要。

　　至于“司法免扣押”的保证，这涉及到北京正在全世界追讨流失文物的措施，背后也恐怕忧虑大陆网民的民意反弹。其实，大陆已提出愿拿同样珍贵文物送到台北“抵押”。这中间涉及到双方互信的问题，疑虑过多，相互之间的合作会受到考验。

　　不过根据报载，好像台北考量可接受“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名称，那么是否立衔“国立”就不会产生争执。至于“司法免扣押”的问题，北京如视两岸特殊情况，单独立此条款，不影响到它追讨流失文物的政策，也是另一种值得考量的解决方案。唯有“少点政治挂帅，多点实质交流”，两岸的合作与往来，才会越来越具体。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所教授兼所长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9/4/0/100894028.html

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

2009-02-22T22:21:00.000+08:00

----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

　　(此文为飞腾科幻刘慈欣作品学习活动而作)

　　试想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做出如下描述：

　　拿破仑率领六十万法军侵入俄罗斯，俄军且战且退，法军渐渐深入俄罗斯广阔的国土，最近占领了已成为一座空城的莫斯科。在长期等待求和不成后，拿破仑只得命令大军撤退。俄罗斯严酷的冬天到来了，撤退途中，法国人大批死于严寒和饥饿，拿破仑最后回到法国时，只带回不到三万法军。

　　事实上托翁在那部巨著中确实写过大量这类文字，但他把这些描写都从小说的正文中隔离出来，以一些完全独立的章节放在书中。无独有偶，一个世纪后的另一位战争作家赫尔曼.沃克，在他的巨著《战争风云》中，也把宏观记述二战历史进程的文字以类似于附记的独立章节成文，并冠以一个统一的题目：《全球滑铁卢》，如果单独拿出来，可以成为一本不错的二战历史普及读物。

　　两位相距百年的作家的这种作法，无非是想告诉读者：这些东西是历史，不是我作品的有机部分，不属于我的文学创造。

　　确实，主流文学不可能把对历史的宏观描写作为作品的主体，其描写的宏观度达到一定程度，小说便不成其为小说，而成为史书了。当然，存在着大量描写历史全景的小说，如中国的《李自成》和外国的《斯巴达克斯》，但这些作品都是以历史人物的细节描写为主体，以大量的细节反映历史的全貌。它们也不可能把对历史的宏观进程描写做为主体，那是历史学家干的事。

　　但科幻小说则不同，请看如下文字：

　　天狼星统帅仑破拿率领六十万艘星舰构成的庞大舰队远征太阳系。人类且战且退，在撤向外太空前带走了所有行星上的可用能源，并将太阳提前转化为不可能从中提取任何能量的红巨星。天狼远征军深入太阳系，最后占领了已成为一颗空星的地球。在长期等待求和不成后，仑破拿只得命令大军撤退。银河系第一旋臂严酷的黑洞洪水期到来了，撤退途中，由于能源耗尽失去机动能力，星舰大批被漂浮的黑洞吞噬，仑破拿最后回到天狼星系时，舰队只剩下不到三万艘星舰。

　　这也是一段对历史的宏观描写，与上面不同的是，它同时还是小说，是作者的文学创造，因为这是作者创造的历史，仑破拿和他的星际舰队都来自于他的想像世界。

　　这就是科幻文学相对于主流文学的主要差异。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

　　由于以上这个区别，使我们必须从科幻文学的角度，对科幻小说中主流文学的某些要素进行反思。

　　一、细节

　　小说必须有细节，但在科幻文学中，细节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这样一篇名为《奇点焰火》科幻小说，描写在一群超级意识那里，用大爆炸方式创造宇宙只是他们的一场焰火晚会，一个焰火就是一次创世大爆炸，进而诞生一个宇宙。当我们的宇宙诞生时，有这样的描写：

　　“这颗好！这颗好！”当焰火在虚无中炸开时，主体1欢呼起来。

　　“至少比刚才几颗好，”主体2懒洋洋地说，“暴胀后形成的物理规律分布均匀，从纯能中沉淀出的基本粒子成色也不错。”

　　焰火熄灭了，灰烬纷纷下落。

　　“耐心点嘛，还有许多有趣的事呢！”主体1对又拿起一颗奇点焰火要点燃的主体2说，他把一架望远镜递给主体2，“你看灰里面，冷下来的物质形成许多有趣的微小低熵聚合。”

　　“嗯，”主体2举着望远镜说，“他们能自我复制，还产生了微小的意识。。。。。。等等，他们中的一些居然推测出自己来自刚才那颗焰火，有趣。。。。。。”

　　毫无疑问，以上的文字应该算做细节，描写两个人（或随便其它什么东西）在放一颗焰火前后的对话和感觉。但这个细节绝对不寻常，它真的不“细”了，短短二百字，在主流文学中描写男女主人公的一次小吻都捉襟见肘，却在时空上囊括了我们的宇宙自大爆炸以来的全部历史，包括生命史和文明史，还展现了我们的宇宙之外的一个超宇宙的图景。这是科幻所独有的细节，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微细节”而言，我们不访把它称为“宏细节”。

　　同样的内容，在主流文学中应该是这样描写的：

　　宇宙诞生于大爆炸，后来形成了包括太阳在内的恒星，后来在太阳旁边形成了地球。地球出现十几亿年后，生命在它的表面出现了，后来生命经过漫长的进化，出现了人类。人类经历了原始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开始了对宇宙本原的思考，并证明了它诞生于大爆炸。

　　这是细节吗，显然不是。所以宏细节只能在科幻中出现，

　　其实这样的细节在科幻小说中很常见，《2001》的最后一章宇航员化为纯能态后的描写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段文字为科幻文学中最经典的篇章。在这些细节中，科幻作家笔端轻摇而纵横十亿年时间和百亿光年空间，使主流文学所囊括的世界和历史瞬间变成了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

　　在科幻小说的早期，宏细节并不常见，只有在科幻文学将触角伸向宇宙深处，同时开始对宇宙本原的思考时，它才大量出现，它是科幻小说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最能体现科幻文学特点和优势的一种表现手法。

　　这里丝毫没有贬低传统文学中的微细节的意思，它同样是科幻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生动微细节的科幻小说就像是少了一条腿的巨人。即使全部以微细节构成的科幻小说，也不乏《昔日之光》这样的经典。

　　现在的遗憾是，在强调微细节的同时，宏细节在国内科幻小说的评论和读者中并没有得到认可，人们对它一般有两种评价：一、空洞，二、只是一个长篇梗概。

　　克拉克的《星》是科幻短篇中的经典，它最后那句：“毁灭了一个文明的超新星，仅仅是为了照亮伯利恒的夜空！”是科幻小说的千古绝唱，也是宏细节的典范。但这篇小说如果在国内写出，肯定发表不了，原因很简单：它没有细节。如果说《2001》虽然时空描写的尺度很大，但内涵已写尽，再扩长也没什么了，那么《星》可真像一部长篇梗概，甚至如果把这篇梗概递到一位国内出版社征集科幻长篇的老编手中，他（她）没准还嫌它写得太粗略呢。国内也有多很不错的作品以“没有细节”为由发表不出来，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冯志刚的《种植文明》了。在2001年北京师大的银河奖颁奖会后座谈中，一位MM严厉地指责道：“科幻创作的不认真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有人把一篇小说的内容简介也拿出来冒充杰作！”看到旁边冯兄的苦笑，我很想解释几句，但再看MM那义愤填膺大义凛然的样子，话又吓回肚子里去了。其实，这部作品单从细节方面来说，比国外的一些经典还是细的多。不信你可以去看看两年前刚获星云奖的《引力深井》，看看卡尔维诺的《螺旋》，再看看很有些年代的《最初的和最后的人》。听说冯兄正在把他的这篇“内容简介”扩为长篇，其实这事儿西方科幻作家也常干，但耐人寻味的是，很多被扩成的长篇在科幻史上的地位还不如它的短篇“梗概”。

　　宏细节的出现，对科幻小说的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使我们联想到了应用软件（特别是MIS软件）的开发理论。依照来自西方的软件工程理论，软件的开发应该由顶向下，即首先建好软件的整体框架，然后逐步细化。而在国内，由于管理水平和信息化层次的限制，企业MIS软件的开发基本上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有各专业的小模块，最后逐渐凑成一个大系统（这造成了相当多的灾难性的后果）。前者很像以宏细节为主的科幻，先按自己创造的规律建成一个世界，再去进一步充实细化它；而后者，肯定是传统文学的构建方式了。传统文学没有办法自上而下地写，因为上面的结构已经建好了，描写它不是文学的事。

　　科幻急剧扩大了文学的描写空间，使得我们有可能从对整个宇宙的描写中更生动也更深刻地表现表现地球，表现在主流文学存在了几千年的传统世界，从仙座星云中拿一个望远镜看地球上罗密欧在朱丽叶的窗下打口哨，肯定比从不远处的树丛中看更有趣。

　　科幻能使我们从大海见一滴水。

　　二、人物

　　人类的社会史，就是一部人的地位的上升史。从斯巴达克斯挥舞利剑冲出角斗场，到法国的革命者们高喊人权博爱平等，人从手段变为目的。

　　但在科学中，人的地位正沿着相反的方向演化，从上帝的造物（宇宙中的其它东西都是他老人家送给我们的家具），万物之灵，退化到与其它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再退化到宇宙角落中一粒沙子上的微不足道的细菌。

　　科幻属于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的文学，但它是由科学崔生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人的地位上，我们倒向哪边？

　　主流文学无疑倒向了前者，文学是人学，已经成了一句近乎于法律的准则，一篇没有人物的小说是不能被接受的。

　　从不长的世界科幻史看，科幻小说并没有抛弃人物，但人物形象和地位与主流文学相比已大大降低。到目前为止，成为经典的那些科幻作品基本上没有因塑造人物形象而成功的。在我们看过的所有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平面呆板之最是《2001》创造的，里面的科学家和宇航员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用机器般恒定的声调和语速说话。如果说其它科幻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欠缺是由于作家的不在意或无能为力，《2001》则是库布里克故意而为之，他仿佛在告诉我们，人在这部作品中只是一个符号。他做的很成功，看过电影后，我们很难把飞船中那仅有的两个宇航员区分开来，除了名字，他们似乎没有任何个性上的特点。

　　人物的地位在科幻小说中的变化，与细节的变化一样，同样是由于科幻急剧扩大了文学描述空间的缘故，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科幻与科学天然的联系，使得它能够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人物形象的概念在科幻小说中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扩展。

　　其一、以整个种族形象取代个人形象。与传统文学不同，科幻小说有可能描写除人类之外的多个文明，并给这些文明及创造它的种族赋以不同的形象和性格。创造这些文明的种族可以是外星人，也可以是进入外太空的不同人类群落。前面提到的《种植文明》，就是后都的典型例子。我们把这种新的文学形象称为种族形象。

　　其二、一个世界做为一个形象出现。这些世界可以是不同的星球和星系，也可以是平行宇宙中的不同分支，近年来，又增添了许多运行于计算机内存中的虚拟世界。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这些是世界是有人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这种世界形象，其实就是上面所说的种族形象的进一步扩展。另一种情况是没有人的世界，后来由人（大多是探险者）进入。在这种情况中，更多地关注于这些世界的自然属性，以及它对进入其中的人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形象往往像传统文学中的一个反派角色，与进入其中的人发生矛盾冲突。科幻小说中还有一种十分罕见的世界形象，这些世界独立存在于宇宙中，人从来没有进入，作者以一个旁边的超意识位置来描写它。比如《巴别图书馆》。这类作品很少，也很难读，但却把科幻的特点推向极至。

　　不管是种族形象还是世界形象，在主流文学中都不可能存在，因为一个文学形象存在的前提是有可能与其它形象进行比较，描写单一种族（人类）和单一世界（地球）的主流文学，必须把形象的颗粒细化到个人，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是科幻对文学的贡献。

　　科幻中两种新的文学形象显然没有得到国内读者和评论的认可，我们对科幻小说的评论，仍然沿续着传统文学的思维，无法接受不以传统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作品，更别提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了，而对于这两个科幻文学形象的创造和欣赏，正是科幻文学的核心内容，中国科幻在文学水平上的欠缺，本质上是这两个形象的欠缺。

　　三、科幻题材的现实与空灵

　　国内的读者偏爱贴近现实的科幻，稍微超脱和疯狂一些的想象就无法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幻大多是近未来的。

　　其实这个话题在理论上没有太多可讨论的，科幻的存在就是为了科学幻想，现在科学要被抛弃了，那只剩下幻想。展现想象世界是这个文学品种的起点和目的。用科幻描写现实，就像用飞机螺旋浆当电扇，不好使的。有一件事一直让我迷惑不解：想看对现实的描写干嘛要看科幻？人民文学不好看吗？收获不好看吗？《平凡的世界》不好看吗？要论对现实描写的层次和深度，科幻连主流文学拉下的那点儿也比不上。

　　很多年前看过一部苏联的喜剧电影，其中有这样的镜头：一架大型客机降落到公路上，与汽车一起行驶，它遵守所有交通规则，同汽车一样红灯停绿灯行。

　　这是对国内科幻题材现状的绝妙写照。科幻是一种能飞进来的文学，我们偏偏喜欢让它在地上爬行。

　　四、科幻中的英雄主义

　　现代主流文学入了嘲弄英雄的时代，正如那句当代名言：“太阳是一泡屎，月亮是一张擦屁股纸。”

　　其实，这种做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科学和理性地想想，英雄主义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二战中那些英勇的德国坦克手和日本神风飞行员的行为是不是英雄主义？当然可以说不是，因为他们在为非正义的一方而战争。但进一步思考，这种说法带给我们的只有困惑。普通人在成为英雄以前并不是学者，他们不可能去判断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义与否；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学者，从道义角度对一场战争进行判断也是很难的，说一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更多的是用脚而不是用大脑说话，即看你站在哪方的立场上。像二战这样对其道义性质有基本一致的看法的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如果按传统的英雄主义概念，在战争到来时，普通人如果想尽责任，其行为是否是英雄主义就只能凭运气了，更糟的是这种运气还不是扔硬币的二分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肯定认为大部分战争中双方的阵亡士兵都是无意义的炮灰。以这样的定义再去看英雄主义，就会发现它在历史上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大于进步。《光荣与梦想》中的女人公所为之牺牲的事业也并非是正义的。这样一来，难道那些以生命为代价的惨烈奉献，那些只有人类才能做出的气壮山河歌泣鬼神的壮举，全是毫无意义的变态和闹剧？

　　比较理智和公平的作法，是将英雄主义与道义区分开来，只将它做为一种人类特有的品质，一种将人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

　　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民主和人权理念在全世界被认可，英雄主义正在淡出。文学嘲弄英雄，是从另一个角度呼唤人性，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历史的进步。可以想像，如果人类社会沿目前的轨道发展，英雄主义终将成为一种陌生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人类社会肯定会沿着目前的轨道发展吗？

　　人类是幸运的，文明出现以来，人类世界做为一个整体，从未面对过来自人类之外的能在短时间内灭绝全种族的灾难。但不等于这样的灾难在未来也躲着我们。

　　当地球面临外星文明的全面入侵时，为保卫我们文明，可能有十亿人需要在外星人的激光下成为炮灰；或者当太阳系驶入一片星际尘埃中，恶化的地球生态必须让三十亿人去死以防止六十亿人一起死，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学是否还要继续嘲笑英雄主义呢?那时高喊人性和人权能救人类吗？

　　从科幻的角度看人类，我们的种族是极其脆弱的，在这冷酷的宇宙中，人类必须勇敢地牺牲其中的一部分以换取整个文明的持续，这就需要英雄主义了。现在的人类文明正处在前所未有的顺利发展阶段，英雄主义确实不太重要了，但不等于在科幻所考虑的未来也不重要。

　　科幻文学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个栖身之地，就让它们在这里多呆一会儿吧。

　　五、科幻中的第三个形象

　　前面说过科幻文学所特有的两个形象：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它还有第三个主流文学所没有的形象：科学形象。由于科幻是科学发展的直接产物，不管是传统的硬科幻，还是后来的软科幻，科学总是或明显或隐藏地存在于其中，它像血液般充盈在科幻小说的字里行间，做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形象，一直在被科幻小说朔造着。

　　中国科幻一直在向主流文学学习，但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们关注人物形像和语言技巧，结果我们的作品在人家看来不过是小学生作文；我们关注现实，与人家相比不过是一群涉世不深的学生娃的无病生呤；我们也玩后现代，结果更是一塌糊涂。但在一件事上，科幻对主流文学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那就是对科学的丑化和妖魔化。

　　其实，到现在为止，主流文学只是与科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没有刻意伤害她，这一方面因为传统文学中的田园场景与科学关系不大，另一方面，丑化科学首先需要了解她，在这一点上主流文学可能有一定的障碍。但科幻确有着这方面的天然优势，而且做起来不遗余力！

　　我们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形象已经成了什么样子，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不错，西方的科幻作家们在这方面做的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并不是我们这样做的理由。科学在西方社会相当普及，对它的后果进行反思也许是必要的。但即使如此，这种倾向也受到了西方科学界和科幻评论界的一致谴责。在中国，科学在大众中还是一支旷野上的小烛苗，一阵不大的风都能将它吹灭。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预言科学的灾难，中国社会面临的真正灾难是科学精神在大众中的丧失。

　　科学的力量在于大众对她的理解，这是一句真知灼见。而让科学精神在大众中生根发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与之相比，科幻倒显得微不足道了。本来两者并不矛盾，老一辈的中国科幻人曾满怀希望让科幻成为这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这希望是何等的天真。但至少，科幻不应对这项事业造成损害。科学是科幻的母亲，我们真愿意成为她的敌人吗？

　　如果不从负面描写科学，不把她写得可怖可怕就不能吸引读者，那就让我们把手中的笔停下来吧，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有许多别的有趣的事情可做。如果中国科幻真有消失的那一天，做为一个忠诚的老科幻迷，我真诚地祈祷她死得干净些。

　　六、陈旧的枷锁

　　以上写了一些科幻与主流文学的对比，丝毫没有贬低主流文学的意思。以上谈到的科幻的种种优势是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它并没有因此在水平上高出主流文学，相反，她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其实，与主流文学相比时，我常常有自惭形秽的感觉。最让我们自愧不如的，是主流文学家们那种对文学表现手法的探索和创新的勇气。从意识流到后现代文学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现手法，以我行我素的执着精神不断向前发展着。再看看科幻，我们并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表现手法，新浪潮运动不过是把主流文学的表现工具拿过来为已所用，后来又发现不合适，整个运动被科幻理论研究者称为“将科幻的价值和地位让位于主流文学的努力。”至于前面提到的宏细节、种族形象和世界形象，都是科幻作家们的无意识作为，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更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表现手法。而在国内，这些手法甚至得不到基本的认可。

　　其实，前面所提到的在科幻文学中扩展和颠覆的一些传统文学元素，如人物形象、细节描写等，在主流文学中也正在被急剧变革。像博尔郝斯和卡尔维诺这样的主流文学家，早就抛弃了那些传统的教条，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反观国内科幻的评论者们，却正在虔诚地拾起人家扔掉的破烂枷锁，庄严地套到自己身上，把上面的螺栓拧到最紧后，对那些稍越雷池一步的科幻作品大加讨伐，俨然成了文学尊严的守护者。看着网上的那些评论，满篇陈腐的教条，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敏锐和朝气，有时真想问一句：您高寿？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更是科幻的生命，面对着这个从大海见一滴水的文学，我们首先要有大海的胸怀！

　　2003.09.30　于娘子关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d5e80010002p5.html

张雪忠：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必然关系

2009-02-22T20:53:00.000+08:00

在中国大陆，有些学者一直在重复着一种论调，即民主政治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因此中国不应该推行政治民主化。这些人认为，如果中国实行以自由选举及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将带来社会矛盾的显化、激化，并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甚至引发国家的分裂。

　　这些持“民主不稳定论”的人，总是喜欢举出一些民主社会的具体事例，来“证明”其观点。泰国的街头政治、台湾的蓝绿冲突以及苏联的解体，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这些人似乎从来都不愿想一想：在自己举出这些有利例证的同时，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是否有可能举出同样多的反例呢？

　　如果泰国的事例可以证明民主政治容易导致社会动荡，缅甸的更加血腥的动乱不是可以证明相反的结论吗？这种矛盾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也不可避免。朝鲜井然有序的首都广场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可能会使人得出一种结论，但从边境不断逃离的朝鲜居民和中国的瓮安事件，又可能使人们接受另一种相反的结论。

　　前后一致是一名学者的最大责任，但这一点在那些主张“民主不稳定论”的中国学者身上却极少见到。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例证，他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

　　仅就理论研究而言，这些人所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在方法方面。实际上，不管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都会出现各种各样激烈程度不同的社会或政治争执。如果两种具有相反佐证作用的事例在数量上均难以穷尽，人们就不可能指望通过举例和归纳的方法得出可靠的结论。

　　在中国，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最不厌其烦地使用的例子，还是前苏联的解体。在这些人眼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似乎之前七十年的极权体制对此毫无责任。这种将与某种结果在时间或空间上最接近的因素，想当然地视为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的做法，是作为学者的视野狭隘和洞察力不足的显著表现。

　　当问题涉及事物的那些不能直接表现在日常经验中的属性时，这种做法最容易发生。而在简单的日常经验中，这种做法的荒谬却能够一览无余。例如，当一个人在被他人重伤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那些在死者生前最后时刻对伤者全力施救的医务人员，难道应该被视为杀人凶手吗？

　　先是精心选择一些有利的事例，然后再从中归纳出早已成竹在胸的结论，这种做法不可能真正揭示出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或不稳定）之间的必然关系。在归纳方法不可行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首先考察与政治制度及社会稳定最密切相关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相关结论。

　　政治制度事关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安排。一种制度能否保障社会稳定，显然与人性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假定人性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会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不同的人可能对人性具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如果不只是假定人性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而是一一考察人性在这方面的全部可能情形，所得出的结论则将具有难以质疑的必然性。人性在这方面的属性只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我们不妨对它们一一进行考察。

　　第一种可能是，每个人都希望在政治上相互平等，既不想统治他人，也不想被他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状态违背了所有人的意愿，因而不可能长久保持。只有保障个人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才能带来长久的社会稳定。

　　第二种可能是，每个人都想统治他人，而不想被他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的政治安排必然导致无休止的抗争，而保障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尽管会让每个人都不能感动完全满意，但却是人们最有可能共同接受的结果，因而也是最可能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安排。

　　第三种可能是，一部分人希望统治他人，另一部分人则希望被他人统治。这种情形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根据天性来说，有些人更宜于“治人”，另一些人则以“治于人”为宜。霍布斯直截了当地批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一说法不但违反理性，而且违反经验，因为世间很少有人会愚蠢到不愿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宁愿受治于人。

　　但即使假定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符合事实，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仍无法带来社会安宁，因为在一个人数并非屈指可数的社会，人们几乎不可能将这两类不同的人一一甄别出来，并使他们各得其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还是保障个人政治平等的民主制度。因为，那些甘愿受他人统治的人始终可以自愿的方式服从他人，而在那些具有统治他人的偏好的人之间，政治平等仍是最可能被共同接受的安排。

　　通过上述分析，人们可以看到，自人性角度而言，民主政治始终是确保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在对这一结论进行检验时，不能把民主社会或非民主社会出现的社会争执，简单地归因于民主政治或非民主政治，而是应该对不同事例的不同背景和不同性质加以细致的区分，因为不同事例在背景和性质上的区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理论涵义。

　　在民主社会，由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此必然时刻都充满着吵闹与争辩。但在这种看似永无宁日的社会，分歧其实更多是技术性的，人们往往不会质疑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提供根本性的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为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预留了制度空间。

　　在非民主政治条件下，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可能显得风平浪静，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认同这种政治制度，而是因为存在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政治压制。这种政治压制不但使社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而且本身就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如果说在民主国家维持国内秩序往往只需要警察，在非民主国家则必须出动军队，尽管军队本应用于捍卫国家利益，而不是用于国内政治斗争。

　　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的区别，还在于能否与社会稳定相互促进。一个社会实行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稳定往往越牢固，因而不再会成其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相反，一个社会实行非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矛盾和政治抗争就越发频繁和激烈，社会稳定问题就显得越发重要。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必须将社会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政策目标，那只能证明这种制度具有催生社会不稳定的本性。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c163d0100bwti.html

崔卫平：我是一只草泥马

2009-02-21T10:18:00.000+08:00

最近“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引起了“草泥族”与“河蟹族”之间矛盾的升级，必须有人对于这种“民族隔阂”的行为承担责任。

　　——题记

　　一、视频

　　最近网络上有两个东西陡然蹿红，点击率飙升，这就是视频《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以及童声合唱《草泥马之歌》。前些日子我将它们发给一些朋友，但是很少有人回复我，弄得我很落寞，以致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一打上门去询问，问他们收到没有，但还是很少有人作出恰当反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调查研究之后发现，责任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没有将背景交代清楚，弄得别人一头雾水。当然，如果没有适当的复习参考资料，光是看看这样的字句排列是不知所云的：

　　在那荒茫美丽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勇敢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败了河蟹，
　　河蟹从此消失草泥马戈壁

　　这是那首童声合唱《草泥马之歌》的歌词，原来的曲子是动画片《蓝精灵》的主题歌。这样一种扑朔迷离的东西，即使我将其翻译过的英文放在这里，也未必有人明白得更多：

　　There is a herd of Grass Mud Horses
　　In the wild and beautiful Ma Le Desert
　　They are lively and intelligent
　　they are fun-loving and nimble
　　They live freely in the Ma Le Desert
　　They are courageous, tenacious,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 environment
　　Oh lying down Grass Mud Horse
　　Oh running wild Grass Mud Horse
　　They defeated river crab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grass land
　　River crabs forever disappeared from Ma Le Desert

　　而 “动物世界特别篇”《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它拥有一个“科学知识”的外表，一开头看上去还真是那么回事，说是“在苍茫而美丽的马勒戈壁上，生活着一群顽强的草泥马，要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这里的恶劣环境生存下来，那就请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动物世界。”接着就讲了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草泥马的生活本来就够艰难的，它们只吃一种草，但是更加不幸的是突然来了河蟹，将草泥马的食物抢走，草泥马因此无法生存。这里世代居住的人们“本来是卖马匹的，现在改行割皮包去了。”

　　据同济大学文化批评学者王晓渔先生介绍，其中的关键词：“草泥马”、“河蟹”、“马勒戈壁”以及播报主持人的名字“鹑鸽”、“雅蠛蝶”都是在网络上流行许久的暗语，已经有了丰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回则又一次掀起狂潮。此前有过四大神兽的说法，也有十大神兽的说法，都是一些隐语，将不该说的某个词通过谐音而说了出来。笔者愚钝，十大神兽中，仍有几位不明就里。

　　在网上同样流行的还有比如《动画版草泥马之歌》，是模仿新疆的曲调，连说带唱，冬不拉和小鼓伴奏。还有一个只有十来秒的叫做“传说中的神兽草泥马军团”，多个草泥马在军乐伴奏中昂然阔步地前行。应该交代，所谓草泥马的原型，其实是生活在澳洲的一种动物，叫做羊驼。

　　（本来文中都有链接的，故第一小节称之为“视频”。听从朋友劝告，防止它们进一步被河蟹，故将链接全部删去。敬请看官务必自己google一下。）

　　二、缘起和结果

　　那个《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应该出现得稍早，大约是2009年1月底，童声合唱的《草泥马之歌》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2月初。所有这些东西的出现，直接与进入2009年以来一项叫做“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有关，简称“反低俗”。人们将对于该项“行动”的情绪，释放到这些“恶搞”的活动中去了。

　　这个“专项行动”对于知识分子有点隔膜，他们或许会想，至少这件事情与自己没有关系，怎么着也不会栽到这种事情上面。需要提醒的是，在许多方面，这件事情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官方称，“截至2月10日，专项整治行动中已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1911家，关闭淫秽色情博客269个。”官方并先后公布了四批涉及低俗网站名单，其中有新浪、搜狐、百度、腾讯、令人讶异的是“豆瓣”这样长期被认为是高品位的“小资网站”，也在被点名、需要严厉整治之列。

　　就不去从头介绍“豆瓣网”了，那样故事显得太长，也像是做广告。有一位网友写道：“何曾几时，我希望豆瓣变成我们80后的思想阵地，表达出我们真正的思想主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隔三差五去这里一个“去九点”的网页http://9.douban.com/，从中了解此刻的年轻人在读什么书，他们怎么读书，因此对于豆瓣的情况比较关心。豆瓣的重要特色是有许多活动小组，至于这些小组怎么形成的，请看这里http://www.prower.cn/interaction/543。有人同时在这里参加十来个小组，在这次“专项行动”中，许许多多的小组纷纷被解散。

　　请看看这些被解散的小组中，有哪些是属于低俗的？

　　“炎黄春秋”小组、“南方周末”小组、“北方周末”小组（以及北方周末2.0小组、北方周末3.0小组）、“民主社会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小组、“悼念张志新”小组、“亚洲周刊”小组、“台湾政治”小组、“言论自由”小组、“请给思想以自由”小组，还有比如“贺卫方”小组、“冉云飞”小组、“徐友渔”小组、“哈维尔”小组，“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小组、“牛博群”小组。（删去链接）贺卫方先生本人在他的新浪博客里提到了这件事情，有一位叫做尚高升的网友，在贺先生的博客留言中写道：“贺卫方小组聚集了国内很多重要思考者，他们理性、严肃，有时犀利、尖锐，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中十分重要的清醒剂。”

　　据说“张旭东小组”也被解散，有网友说，那是“误伤友军”。误伤的友军应该还应包括“崇拜毛泽东小组”，该小组的组长声称自己“也没有多宣传，只在小组里转贴了毛泽东的两篇文章《矛盾论》和《实践论》,收藏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删去链接，来自乌有之乡网站）。不知道解散“讨厌说共产党的坏话”小组、“和谐社会”小组以及“左翼青年”小组，是否也是“误伤友军”？

　　有些小组参加的人数很多，贺卫方小组有2676人。另有一个政治哲学小组，纯粹理论性的探讨，也有两千多人。有一个叫做“实事求是”的小组也被解散了，这个小组有位前成员这样写道：他原来只知道“实事求是 ”是他的母校人大的校训，而且校训的字还是毛泽东题的呢，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它原来属于“低俗”之列。问题还在于他注册之后基本上没有去，被解散之后，感到 “真是太后悔，太想知道了——那个名叫“实事求是”的小组到底讨论了些什么呢？” 他并且发现：“我今天又开了一个眼界，知道什么自由啊民主啊都不可怕，他们最怕的，原来只是‘实事求是！’”

　　有些被解散的小组其名字很有意思，他们肯定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结果：比如“深度围观群众”小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小组、“一小撮3.0”小组、“一小撮5.0”小组、“一小撮6.0”小组、“一小桌别有用心的人”小组、“不明真相的群众”小组、“怪叔叔和蔼可亲”小组、“五毛收容站”小组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围观团”小组、“CCAV-10<走进伪科学> ”小组等。

　　众多小组被解散之后，人们马上又弄出诸如“我们等待被解散”小组、“被豆瓣解散的小组”小组、“豆瓣可以摧毁花朵，但不能阻挡春天”小组、“河蟹豆瓣人见人爱 ”小组等。当然，它们统统又被河蟹掉了。河蟹的原因为什么呢？被解散的小组五花八门，但是原因却只有一个，我还是直接贴上来：

　　亲爱的用户您好！

　　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您，

　　您参与的小组实事求是因讨论主题属于社区指导原则所明确的豆瓣不欢迎内容，依据小组管理细则第1条之规定，已经解散。

　　作为一家在中国境内运营的网站，豆瓣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要求。我们从服务范围的选择上也希望能够保持对用户产生内容的最少干涉，基于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对用户法律安全的保证，豆瓣在全站范围内明确不欢迎激进时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和讨论，并将继续加强此方面的管理工作。

　　我们感谢您对豆瓣的关注与支持！因小组解散而对您可能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同时亦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配合。

　　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00/09/25/0652.htm

　　社区指导原则：http://www.douban.com/about?policy=guideline

　　小组管理细则：http://www.douban.com/about?policy=grouprules

　　这里只是拿豆瓣举一个例子而已，并不是特别责怪豆瓣的意思，具体豆瓣是怎么做的，为什么给这些上了黑名单，人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肯定，豆瓣网站本身是不得已的，有许多为难之处。

　　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情

　　拿豆瓣来说，有些被解散的小组，听上去仿佛的确是犯了某种禁忌，属于“低俗”之类（打引号是因为实际上没有见过，不能判断）。诸如此类的东西，到底如何对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起码需要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讨论，让人们就此充分发表意见。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好与不好，而在于依靠权力直接拿掉这种东西，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副作用，带来怎样伴随的严重后果，同时需要付出哪些沉重代价。在拿掉这种东西的同时，还会任意拿掉其他的东西。如前面陈述的，许多非常严肃的东西，也就因为这个理由——不，因为同样的权力，而被取消掉了。表面上看来，所有令人不安的东西都给拿掉了，仿佛天下从此太平了，但是其中遭受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在那些年轻人组成的小组中，会闪现出多少智慧的火花？会积聚起多少智慧的能量？那些最为宝贵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元素，在它们最初出现时，是谁也不在意的，甚至谁也不认得，包括当事者本人，也未必知道某种新思想的火花会带来怎样的风暴，激起更多富有创造性的能量，因此它们需要“静养”，需要像“草泥马之歌”的歌词里唱的，“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某个地方，让它们得到培育、滋养。如果还指望我们民族的未来不仅是一个模仿大国，而是一个拥有无数原创思想的大国，那么，就需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在宽松、自由、富有尊严的环境中，让他们慢慢地发育和生长，而不能动不动就突如其来地加以干涉。被解散的小组成员感叹，他们积累起来的文章，一下子消失了。

　　尤其是，在这些被解散的小组中，有许多是与政治莫不相干，与所谓敏感话题不搭界的，这些小组的人们从来也不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卷入或参与政治，他们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某件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变得滋润一些而不是那么枯燥。这是值得无可非议的。说句犬儒主义的话，窃以为一个人不仅有责任、而且有义务将自己的事情办好，将自己的生活弄好，这样才不会将自己也弄成一块灾难之地，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生活下去。爱世界的方式之一是爱自己，将自己弄好了，这个世界的苦难也会减少一些。

　　豆瓣许多小组成员的想法，与这个想法不谋而合，他们组成的兴趣小组以及各种自治、自理的小组比如“黑色幽默”小组、“爱好文学”小组、“反簡體字”小组、“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小组、“枪炮与玫瑰”小组（这应该与一支乐队有关）以及“姐弟恋”小组、“月经”小组等等。这些小组仅仅与生活有关，没有逾出一步，看上去只关心自己的爱好和事务，不幸这些小组都被河蟹掉了。所以年轻的朋友仰天长叹：“为什么啊为什么？”

　　一般我是比较克制的，尽量不说难听话，但是这回为了这些人我要说了——搅扰人们和平的日常生活，将人们从自己平静天地中驱逐出来，是对于人民群众的一次大规模的“折腾”，是对于生活的粗暴宣战。这样一来，原本我们五十六个民族，从此分裂为“河蟹族”和“草泥马族”，他们之间难以调和，难以沟通，因此，必须有人对于这种“民族隔阂”的行为承认责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一来，原来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人们，自动转为某种“反对派”，他们不是为了某种政治，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者。有一位自称马丁·豆瓣牧师的人这样写道：

　　起初他们修理天涯，
　　我不混天涯，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修理凯迪，
　　我不是猫眼，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修理校内，
　　我早就毕业了，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干掉了牛博，
　　我不想被干掉，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豆瓣牧师。GFW殉难者纪念碑铭文。2008年。

　　还有一位叫做小刀周远的人，模仿诗人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道：

　　从今天起，做一个低俗的人
　　发帖，泡马子，下载AV
　　从今天起，关心CNN和BBC
　　我有一种认真，面朝人海，死性不改

　　从今天起，对每一个Blogger微笑
　　告诉他们螃蟹疯了
　　那低俗网站告诉我的
　　你可以统统Google出来

　　给每个独立的Blog取一个肉麻的的名字
　　陌生人，你要为他们祝福
　　愿他们有一个不和谐的前程
　　愿被和谐成为历史
　　愿天朝充满幸福
　　我只愿，面朝人海，死性不改

　　（还有更多，删去链接）

　　豆瓣的网友俗称“豆油”，甚至发起了一场“给名画穿衣”运动，抗议那些被删除的世界名画，请各位自己去看吧，百闻不如一见。（唯一保留这个链接http://hi.baidu.com/tanyear/blog/item/1d449c36ca02b4360b55a91a.html）

　　至于“草泥马”，我为发明这种谐音隐语的人击节赞叹。它的潜台词是说——有些话我是说不得的，你不让我说，这个我知道，你看，我是配合的，不是吗？当然了，我自己也觉得，说这样的糙话是不应该的，我没有必要为了你而将自己降到某个水平之下，即使你逼我说，我也不说，我要保持我自己的体面和尊严；即使你退回到某个野蛮的水平，我还是保持自己文明人的身份，这个还不行吗？因此，我说的是“草泥马”，不是XXX。草泥马是什么呢？是一种在艰难环境下艰苦奋斗的动物，你看它来自苍茫草原，我喜欢它，我热爱它，这件事情太遥远了，你管不着。还有，你老盯看着我干嘛呀，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嘛，我天真无邪，没有被坏人捉去，没有被坏人控制，我也不低俗，你操那么多心干嘛？

　　我正在唱一首亲爱的儿歌“我——是——一只——草——泥——马！”这首歌即使让全世界听见了，也不能算我犯法。

　　2009年2月19日

原文地址：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uiweiping/archives/281821.aspx

傅国涌：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2009-02-20T17:03:00.002+08:00

“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1]

　　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55年后，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批判，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要跨了。”[3]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4]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买一空”，《观察》称之为“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后，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八期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说到工商贷款，他痛心地说：“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储安平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5] 3月1日，傅斯年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条分缕析，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是直言无讳，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真相。这样的文章今天不大读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赘，多抄几段：

　　他指出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的国家资本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关于官僚资本，他一针见血地说：“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 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是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跨，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任的。……”

　　“……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

　　他最后说：“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

　　同一期《观察》的“观察文摘”栏即摘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两文。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国，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孤立的声音，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就发出过同样的声音，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首发的第二天）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总之从政治责任讲，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无政策便是乱干蛮干，以致措施乖方、贻害无穷。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追究责任，宋氏万难脱逃。从政治纲纪讲，一国的行政院长，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以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垄断工商，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则除罢免其官职外，自可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吁请政府最高当局，当机立断，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6]

　　顺便说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庆《世界日报》还发表社评——“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从而成为感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个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惟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傅斯年说：“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何廉回忆录》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要他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过这份纲要后竟然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他问我有没有英译本，我说没有，他要我为他译一份英文本”[7]。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尽管他的下台无损于豪门资本的毫末，他继续做他的“化国为私”的“宋营”事业。

　　莫道书生空议论，当年3月8日的《观察》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曾对“傅斯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大为赞许。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是有很大关系的”。自早年求学北大时创办《新潮》、领导五四学生运动以来，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无意追逐权位，虽然并不是没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8]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者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诚如当年那位读者写给《观察》编者的信中所言，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力量的言论界，使权势集团懂得有所忌惮。

　　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难怪终其一生他只愿担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型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有着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在五四以后的30年间，在大时代起伏不定的波涛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1947年的言论界，傅斯年无疑是个执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张纯明他们的《世纪评论》周刊不改动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报》无所顾忌地发表他的文章，如果没有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一口气刊载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论再大胆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响社会。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发表马寅初《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文汇报》，如重庆《世界日报》等，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1947年中国的言论界，他们是那个黑暗岁月中的一道道闪电，他们书写了民族言论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章节。时光流逝，我们愈加怀念那些知识分子和民间报刊，怀念那个早已消失了的言论界。

　　【注释】

　　◎[1]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观察》第二卷影印本，长沙，岳麓书社，1999。

　　◎[2][3][8]《傅斯年选集》， 334、339、2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7] 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何廉回忆录》，276、251页，王文钧、俞振基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5]《储安平文集》，下册，329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6]陈云阁《重庆世界日报记实》, 转引自《新闻研究资料》（总第9辑），78页，新华出版社，1981。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cm46.html

徐贲：总统和党主席

2009-02-18T11:49:00.001+08:00

1月20日奥巴马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不到三个星期后,马里兰州前副州长迈克•斯蒂尔(Michael Steele)于2月6日当选为美国共和党的党主席。自共和党1840年建成以来,斯蒂尔是该党第一位黑人党主席。斯蒂尔当选的新闻热点在于他是黑人,美国有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和第一位黑人大政党主席,标志着美国民主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美国,人们都知道总统是谁,至于谁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主席,知道的人就少之又少了。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统是全体选民选举出来的,而党的主席则是由党内少数人推选出来的。斯蒂尔在一个由168名成员组成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经过六轮投票,击败了另外4名对手,才得以当选,而他本人则本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党中央”挑选了一个“外人”来当家,用共和党前主席的话来说,表明“改革的风已经刮起来了。”“改革”也正是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口号。

　　与纪律严明、组织完善、上行下效的政党相比,美国的政党只能算是一种社团组织。美国的政党是民主的，斯蒂尔经六轮投票方才选上。没有民主的政党，哪里来民主的国家？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个人与政党的关系十分松散。一个人赞同某政党,对它有好感,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他“支持”某政党，投它的票,但却不必“参加”或“效忠”于它，更不需要宣誓“永不叛党”。属于某个政党往往是个地区性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假如你是个白人而又在南方长大,共和党人就是事事与你作对的异己。假如你是在南方长大的黑人,共和党人就是解放者。假如你是在堪萨斯长大的,民主党人就是经常出入饭店酒吧、并靠华盛顿恩赐的一官半职过日子的人。”

　　美国的第一个现代政党“民主党”是在1824年以后才形成的,它帮助安德鲁•杰克逊于1829年成为美国第7任总统。在这之前,美国人习惯把政党叫作“小集团”或“秘密政治集团”。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担心有高度组织性的小集团会为一己的利益行为无度,于是设计了一部可以节制这种小集团的联邦宪法。同时,为了保证党派活动不受压制,又规定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在美国,宪法节制政党,而不是政党操纵宪法,形成了长期不变的宪政传统。

　　美国的政党没有固定不变的党员,连党主席都不知道自己党到底有多少党员。党做得好，支持的人就多，党就壮大。反之，支持者就纷纷离它而去，不需要退党，也不需要入党。今天,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是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的:1.全国、州和地方组织构成的金字塔;2. 担任公职或者谋求单人公职的领袖们的内层圈子;3.终年终日照管组织机器的领袖们(有时叫作“党魁”)所形成的网;4.为党的候选人献出金钱、时间和热情的党的活动分子(有时叫作“党的忠心成员”);5.坚定地与党保持一致,几乎总是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的选民。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并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正是美国刚出现第一个现代政党“民主党”后不久。他以一个外乡人的眼光,记录了对美国政党活动的新鲜印象。他发现,“美国政治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而其手段则是合法的。由于它们只想依靠法律取胜，所以一般都讲真话”。美国政党“只想进行说服,不想进行战斗”。美国政党因此“找出最适于感动多数人的论据……总希望把多数人拉进自己的阵营，然后再以多数人的名义掌权。”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促使政治结社暴力趋于缓和的最强有力因素，也许是普选权。在实行普选的国家，多数从来都是容易辩别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冒充没有选举它的选民的代表。因此，各个社团都知道，而且人民大众也知道，那样的党并不代表多数。”托克维尔的观察至今仍适用于美国政党的运作。斯蒂尔在成为共和党主席后表示,在他的两年任期中,要让共和党更深入到民众中去,争取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群体,“我们对朋友和敌人都这么说,‘我们要你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要你和我们在一起’”。看来，共和党已经在开始争取多数选民,为两年后在中期选举中,与民主党再决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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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敷：白色是黑的疼痛

2009-02-18T10:06:00.001+08:00

给病菌，孩子，图画本。
　　
　　后来我们只是平静的，没有争吵，没有同情，没有原谅，如同我们失去的一种古老的方式，一枚破碎的指南针。
　　
　　爱带给了海洋，沙漠给疾病，苦楚给天亮时的小鸟，无辜给章鱼，星星给慌张的洗衣机，粉碎给水仙花，纸牌给着火的咖啡店。
　　
　　我给狗屁不通的奇迹，你是我死后的辛存者。你要给我撒第一把土，给我祷告，或者燃亮一支蜂蜜味道的蜡烛。
　　
　　请千万要记得到博物馆看我，说我是你千万年前的纠缠，蓝色是红色的明天。
　　
　　我给你，所以你才把自己给了自己。
　　
　　给光，气味，收音机。
　　
　　后来都只有快乐，没有怀疑，没有掉落，没有甘苦，只是那些流失的安抚自己的古老方式还在再生繁花，一块血腥的泥土。
　　
　　梦带给了食欲，愤怒给孵化的昆虫，苹果给每一个做完作业的孩子，眼睛给肉欲的青春，悔恨给从此上路的外星人。
　　
　　幸福给咆哮的海。我亲吻你的尸体。并且泪水伴随。
　　
　　所以大海给维纳斯，还有所有的爱人。
　　
　　（一朵烂花）
　　
　　我们一起去自杀吧，我是说让我们死在一起，请求你不要当什么心理医生了，我们一起自杀吧，在充满回忆的春日阳光里，湖边的樱花已经开放了，所以我们还是一起去死吧，不要再活着了。
　　
　　某一年的一个春天，所有的故事都在春天开始，破旧的公共汽车，还有美丽的鸢尾花。开放。我开始开放了，皮肤破裂，血液行使在蓝色的高速公路上。还有远方，旷野的失望。那些都来了，如同一个美丽的小小的瑞士军刀，划破了星空和避孕套的袋子，也融化了昆虫的翅膀还有美丽的巧克力。
　　
　　春天的时候你看见了天空的漏洞，所以你说那是家的地方，遥远的好似一种晕眩。你深重的呼吸，伸懒腰的时候露出小肚子给我看，你说要我关心你。
　　
　　于是我们一起去纹身，你挑选了桃子的图案，你说那是心脏的样子，我的在脚踝上，你的在大腿内侧。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你突然之间生病了，害怕行走。你是被一只死猫惊吓的。
　　
　　你开始疯了，你的疯狂是一种无止境的沉默，而我的话语如同一枚闪亮的图钉扎在你悲惨的小宇宙里。
　　
　　星期天没有公共汽车，没有药，我被一种皮肤病折磨着，无法克制的痒。所以我很绝望，在大街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我很绝望，一个老头在过马路的时候和我说话，我听不懂，他拥有苏格兰的口音，所以我很绝望。然后风就来了，我很绝望，就下了一些雨。
　　
　　你说有一个岛屿，名字叫做“风柜”，在家乡附近的群岛之中，你说有一天我们一起去。
　　
　　我们要好好的喝咖啡，听故事了。有些谎话还是不说的好。
　　
　　（一又三分之一的你，拇指姑娘，大灰狼）
　　
　　我对你说，要清醒，不要以为自己有一张美丽的脸，就已经有了一切。
　　
　　我开始拼命的挣钱，大清早去铁路边的面包店做三明治，可是他并不了解。那个有着许多弱点的病孩子，他是那么的美，美得充满毁灭感，而我一见到他我就知道，他是那么的美，如同一个炸弹，一缸咸菜，一支枪，一个轮黄月亮，一块草莓蛋糕，一双翅膀，一把叉子，一群马。我说宝贝，你是我的一切，然后你就可以用你超自然的力量摧毁我生命中的一切，给我一场灾难，一种疾病，一付手套，还有一颗跌倒的心脏。所以你要给我。
　　
　　可是这些他都不会明白，他是如此的美，所有人都喜欢他，可是他就是如此的美，美得所有人都想和他上床，所以他是美的，美到天崩地裂。
　　
　　我是小兔，三十年前我还没有出现，三十年过后我会死于一场奇怪的战争之中。
　　
　　他是国分明太，一个美丽的病孩子，素食主义者，自恋狂，永远只会爱他自己。
　　
　　多半时间我得了梦中做爱症，那时的我可以感觉他的关节，气味，质地，他的叫声，后来我醒来，仓促的看着白天，感觉很累。可是他只是不在这边。
　　
　　也只有他不在这边。
　　
　　(怎么办，问号)
　　
　　怎么办？一切都让我分心。世界上的一切都让我分心，你让我分心，小鸟，宇宙，垃圾袋，都让我分心。所以我分心，无法集中我的注意力，我要的是钞票，爱，还有满足。
　　
　　他们是不懂的，你不懂的，因为你是美丽的孩子，所以你不会明白的。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永远无法明白另一些人。
　　
　　（一场破梦）
　　
　　我和明太似乎是注定要走到一起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理由，借口也不存在于我的世界里。那些五彩缤纷的东西，是致命的，所以我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直接简单快速的东西，那些思考，疑问，道理给那些愚蠢的孩子们吧。
　　
　　这是一个没有幻觉的世界。一个春天里的人类把彼此的转变得面目全非。一个黑夜里，看见河边的樱花大片大片的掉落，还有爱子的歌，一首甜蜜的歌，一个干净的脸孔，还有那些可以听见的心脏，眼泪，勇气不灭。
　　
　　后来，我爱的岁月一直停留在不寒冷的春天夜晚，有凉凉的风，月亮，还有河边的樱花树丛，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去走走，听听它们着陆时希嗦的声音，那些无可挽留的离开，解散，还有短暂飞行。
　　
　　只是这个时候明太不会在我的身边。我只是说我不在乎。大丈夫。
　　
　　这个时候我想，我的春天来了，这个样的春天里我要做些什么，到底要做些什么，买一只猫，还是买一个银色的指轮。去大坂，还是去横滨。我的春天会越来越少的，那些所谓的春天，一场深蓝色的梦游症。还有桃子的香水，格子衬衫，星星球鞋。那些都有一天越走越远，所以蘑菇开始哭泣，他哭了，他说，小兔，我很累了，我觉得失望，可笑，疯，闷，浮躁，高低起伏，不眠，强烈的嗜睡症，想吃桃子酸奶。
　　
　　后来有一个自然死亡的文字，停留在你的书本上，光线安详，你的眼泪包裹所有的分泌物，覆盖，掩藏。
　　后来我们的爱没有了，我和蘑菇的爱没有了，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在阳光中，还有风，还有樱花，没有幻想，后来打开自己的心脏，我找不到我的爱了，没有了，它不见了，它一定和别人私奔了，所以我已一种异常平静的姿态收拾行李准备出发。
　　
　　（旧情人，食物，半段诗歌）
　　
　　爱人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鼓手，他是一个鼓手，长长的头发，他最爱的歌曲名字可能叫做《早安午夜》，后来他离开了那个名叫 “Chung”的乐队，他开始他的博士生涯，他写过三篇报告，关于灵魂，爱，和孩子。后来我放了他，我放了他。他结婚了，爱人结婚了。当去年的我在一棵不断粉碎的樱花树下玩耍时，他跑去结婚了，花了很多钱，得到了一个女人，一个拥有孩子的可能，一个所谓的家，去了一个大风吹的地方，也美妙的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爆破。后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可怕的，至于黑暗，孤单都是小把戏，后来，我变的异常的坚强，从来不会哭，没有泪水，我的体内装满微笑，和饱满的力量。
　　
　　有一天失眠，我开始觉得自己很伟大，如同一个开了黄花的仙人掌，如同一支从不走火的枪，我把寂寞杀光光，把蛋糕吃光光，把时间消磨光光，自己自足。
　　
　　我开始想念我的旧情人，毫无肉欲的想念，只为他祈祷，听他写的叫做《Queen bee》的歌，一个扭曲的音乐，一把匕首的嗓音，他的打的鼓很性感，是捕食的水母，闪耀淡蓝色的光芒。
　　
　　是否极端快乐的人就可以承认一切事情，坦荡，明了，无拘无束。所以我开始强迫自己变成一个极端快乐的人，总是疯狂，并且嚣张，这不是来自外在的因素，是一种内在的能量，我觉得自己是一锅稀饭，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会喷涌出来，所以那时我语无伦次，不用借助酒精也可以不断飞行。
　　
　　你是女皇蜂，
　　很甜蜜，
　　所有的工蜂都爱你。
　　所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是小兔，三十年后会死于一场奇怪的战争。
　　
　　（给黑夜的不给白天）
　　
　　蘑菇在拍摄一个小电影，是关于一个流泪不止的女人和一个同性恋的故事，后来改成了一个流泪不止的同性恋和基督徒的故事。我要演绎那个同性恋。
　　我是春天里的同性恋，带着好看的银指轮,辉煌度日。
　　
　　回家的时候我告诉明太，我开始演戏了，他没有说话，他还是那么的疯，他真的疯了，我的国分明太，美丽的孩子，他疯了。所以我害怕，我对他说，我不会离开你的，要是你想死的话和我说一声，我和你一起去死，要是你不爱我了也和我说一声，我好准备准备离开。
　　
　　我开始背我的剧本，一个写满英文的哀悼书。
　　
　　这样的关于爱的故事是没有所谓的爱的，他们为了欲望而生，欲望而活，后来离开，以及在不相见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这是故事，一个既定的结局，也许还可以更改，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会改的，永远不改。
　　
　　（你，感叹号）
　　
　　你，我爱的你，后来还是爱的你，已经消失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所以历史是什么？一个欺骗别人的东西，证据是空洞的，记忆是不堪一击的，人类都是会撒谎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而那个我是杀人的人，被杀的人，我也是帮凶。我还是那把闪亮的小左轮枪。
　　清晨二点三十三分，你回来了，你的名字，你的气味，你回来了，好像你在这边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我开始哀伤。一直不断的哀伤。
　　
　　（免费的午餐，开始写作了）
　　
　　我可以吃到免费的午餐，蘑菇带我去的，那是在他音乐录影带公映之后，一大桌子的食物，都是印度的菜，以鸡为主。我只是爱着葡萄，葡萄，香蕉，苹果，桃子，随后还是葡萄，葡萄和葡萄。
　　
　　开始想写些什么，所以我开始我的长篇的创作《紫葡萄比白葡萄紫，白葡萄比紫葡萄白》为蘑菇所写的故事。
　　
　　小蚂蚁织着毛衣，哆嗦症，从斯克拉维亚的窗口望去，远方是一片连绵的雪山，鸢尾花开放在半山。
　　冬天是凛冽的，有风，冰河禁锢海岛鱼群的生命。
　　小蚂蚁给我一杯咖啡，加了起司cream，她笑着说，一个难得的日子，一个从远方来的类似于爱斯基摩人的朋友。
　　我说是。
　　孩子们还好，一个在本斯纳特做会计，一个在塞维耶学服装设计。
　　猫咪维克多会跳到我的膝盖上，绕一个圈，盘起来，睡觉。
　　坐在高高的圆圆的稻草堆上，拿着吉他带着红帽子的休爷爷是一个Gay.他的男朋友出海捕鱼去了，他就一个人坐在草堆上唱。
　　红月亮，黄月亮，你是谁的小月亮。
　　我们开始很诚实的生活，这是一个没有谎言的岛屿。
　　在未完中待续。
　　
　　我爱我的开始，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是一个抗争。后来我吃光了所有的葡萄，喝完所有的可乐，我要的就是直接，简单，快速的东西，我要的是满足。
　　
　　（放到盒子里）
　　
　　我把他放到盒子里，把盒子放回心脏的中央。
　　多半的时候我只有明太，他喜欢风味堂的歌曲，我就给他唱。
　　多半时间我在阳光中数着明太的眉毛，浓眉毛，乱七八糟的眉毛。
　　多半时间我在挣钱，我将要有一个扫地的工作了，我为此幸福大叫，我要开始要写扫地的悲情录。
　　我养着我的明太，因为他疯了，他只是一个疯子，可他不是傻子。
　　
　　(这样如此这般的这样)
　　
　　什么都是有期限的，就和合约一样，什么都有走到了尽头，然后降临在头破血流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想念童年，死去的小情人，哀伤的仙女。后来那一袋子的面包们也过期了，呈现一种升天的状态，如同一个复活的救主，爱如泉涌。
　　
　　我开始想我落花流水般的生命，以及所谓的意义和体内的小宇宙，它们是存在的，在这里，温热蠕动，辗转不息。
　　
　　我安慰了蘑菇，我说宝贝，没有关系的，这次你又没有得奖，这很正常，就是正常，悲惨有一天是会如同一个小小的奖状悬挂在头颅上方的，没有关系。你的小鱼和灯火很美妙，那是一个空洞的影像，美轮美奂，美丽的如同我们家的国分明太一样。
　　
　　后来我对蘑菇说我们家的明太疯了，他有一天看见一只被撞死的猫，猫的眼珠都掉了出来。他始终不承认是他自己撞死的那只猫，后来他疯了。
　　
　　我看着蘑菇的音乐录影带，那样美丽的二分三十三秒，那首歌曲唱着，宝贝宝贝，你会为你有一个混纺般的妈妈而感到羞耻吗？
　　
　　（二分三十三秒之后）
　　
　　开始爆炸了，一个黄色的气球在蓝天中爆炸，高潮是短的，准备期是长的，所以我看着蘑菇，我说我们都不要再挣扎下去了，这个世界是根本没有所谓的爱的，也没有艺术，没有信念，没有毒品，没有罪恶。我们都可以统统的不要。
　　
　　我们走吧，去一个叫做“风柜”的岛屿。至于去干什么也与我们无关。
　　
　　（有一天我们老了）
　　
　　有一天我们老了，爱也做不动了，你看着我的皮肤，你还想抚摸么？孩子们也长大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朋友，伴侣，钱，依偎，我们有一天是会不要彼此的，那些该淡的东西总是就这样一刹那的淡了下去，就再也浓不起来了。
　　
　　也许你连命运也不相信了，那个以为是命运牵扯在一起的爱人，到头来也只是一个俗物。蠢笨，自恋，无可忍受。可是你还是爱着，如同一个等待打针的孩子，一个等待果实的花。
　　
　　所以有一天我们老了，青春变成小鸟，子弹，融化的糖。我们再也摸不了了。
　　
　　（结束）
　　
　　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也会越来越远，所以我说阿门，这样的仓促的世间情意。
　　
　　在离开或者死亡的时候，我们要互相道别，那也只是会在一个春天，有樱花，风，旷野，远山，没有地铁，长笛，和杀猪刀的时候。
　　
　　我们对彼此说，祝我们大家都永远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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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1933年的宪法讨论

2009-02-18T09:20:00.002+08:00

1933年4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7号出了一期“宪法问题专号”，一下子发表了17篇讨论宪法的文章，连补白文字都是和宪法有关的。文章中所讨论的问题即使在七十年后也并未过时，当时所达到的深度也让足以让今天谈宪法的人无地自容。1932年开始，在“九一八”之后的国难危机中，知识界发起了一次长达一年的宪政运动，成立了一些促进宪政的民间组织，发表了大量文章，终于得到了执政的国民党积极回应，立法院从1933年起制定宪法草案。《东方杂志》的“宪法问题专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

　　宪法是什么？简而言之，宪法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大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订立的契约。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之保障书也。”自人类跨入近代文明的门槛，从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到美国开创成文宪法的先例，宪法已与人类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即便是极权国家往往也要出台漂亮的宪法作为门面装饰。中国之有宪法肇始于晚清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帝制时代，1911年冬天，一代英才宋教仁起草《鄂州约法》，1912年春天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颁布《临时约法》，标志着宪法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但是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只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常常形同虚设，只是军阀野心的装饰和他们刺刀上的花环。

　　从1912年到1927年，短短15年间，中国至少有过7部宪法（或宪法草案）[1]。战火延绵，水深火热，一方面，人民的权利从来就等于零，宪法规定的自由仅仅是写在纸上的空洞条文，何况有的宪法本身即矛盾百出。另一方面，军阀、政客无非是利用宪法抢椅子，政治舞台上像走马灯似的，15年间就有换了25个内阁总理，最短的只有几天，这还不包括发生了两次称帝、复辟的闹剧。

　　1927年以后，国民党一党专政开始，最初连作为门面的宪法都没有，所以胡适在1929年提出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这个问题。直到1931年，国民党政府才公布了一部《训政时期约法》，以国民党为保姆，以人民为无知的幼儿，这样的“约法”可想而知。从1932年开始，在“九一八”之后的国难危机中，知识界发起了一次长达一年的宪政运动，成立了一些促进宪政的民间组织，发表了大量文章。日益高涨的民间呼声，得到了国民党开明派的积极回应，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由立法院从速起草宪法草案。1933年1月，立法院组成宪法草案委员会着手起草宪法草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这一年4月1日，老牌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7号推出了“宪法问题专号”，一下子发表17篇讨论宪法的文章，连补白文字都和宪法有关。即使在七十年后看来，这些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所达到的深度也让足以让我们今天谈宪法的人汗颜，甚至无地自容。

　　宪法专题的开篇是孙中山之子、时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的《我们需要何种宪法》一文，就我们要什么样的宪法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两个原则：它必须是合于我们的国情的，二必须是合于我们的时代需要的。基于这样的原则，各国的成规就只能作我们的参考，各国宪法专家的理论也不应该奉为金科玉律。他明确提出“我们所需要的宪法，已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议会政治的宪法，也不是以阶级专政为出发点的苏维埃式的宪法，我们所需要的宪法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五权宪法。”

　　作为国民党体制内开明派人物，孙科的观点诚然还带有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痕迹。但更多的文章则是站在世界的高度，对许多发达国家的宪法都作了深刻的研究，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一是他们对人身自由的关注，二是他们对宪法保障的思考。

　　一、

　　宪法专家张知本在《宪法草案委员会之使命及草案中应行研究之问题》中认为，起草宪法“就是建立一种拥护人民自由平等的强大的法律力量之开始”。他将人民的权利分为消极的权利和积极的权利，认为消极的权利之中偏于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如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无妨使之绝对化，换句话说，即无妨在宪法上加以直接的保障。”有了宪法上的直接保障，就是立法机关也要受其限制，而不得另外制定某钟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如制定《治安警察法》以限制集会结社自由，制定《出版法》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等，都是违背宪法的。人民的积极权利则包括了人民的受教育权、劳动阶级受特别保护权等。

　　丘汉平的《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认为，宪法中“人民之权利”一章乃是“宪法的重心”，“在法纪败坏达于极点的中国，我们的‘权利’早已剥夺无遗漏。不要说生存没有保障，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保障。这是事实，不容否认。我们要研究人民的权利如何保障，就不可不注意这事实了。”他指出，并不是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人之生存权是先宪法而存在”，“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制宪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以达到人权的保障。他批评民国元年公布的《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却错误地理解了约法的意义，把约法当作了赋予人民权利的源泉，表现出上帝创造天地那样的口气。其中第六条在规定人民权利时，都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剥夺的后缀，所谓“非依法律”就是意义不明，这就极容易给掌握权力的人一个专制的机会，这明显是约法的漏洞。如果人权只要依立法机关制定的普通法律就可轻易取消的话，普通法律岂非高于宪法了吗？这些模糊的字句实际上为掌权者提供了一个剥夺人权的根据。“公安局时常将无辜的学生拘禁至四五个月以上，警备司令部亦时常将普通人民拘禁或枪毙”，基于这些“万目共睹”的事实，他提出了在英、美早已行之有效、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身体出庭状”。“无论何人之自由权受限制停止或剥夺时，本人或他人得请求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发给出庭状提审，如法院认为无正当理由时，应当庭释放之。”“法院有发给出庭状之特权，不得以任何法律限制或停止之。”这些都列入了他提出的制宪应注意的十七条标准中，此外，如宪法只可规定国家有权限制的人民根本权利，但须提出限制的标准和程度。只要不违反宪法精神，人民享有宪法中并未列举的自由。如“不得以立法方法处罚人民；法律不得溯及既往。”如“公务员故意违反宪法者，处无期徒刑。”如“官吏为人民之公仆，非一党之佣役”等。

　　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以宪法草案委员会顾问的资格给孙科写了一封信，也以《保障人民身体自由之手续》为题发表在这个专题中。他说，“宪法最大目的，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莫要于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尤莫重于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所以，他郑重提出了法律上的“身体出庭状”。他说，“西哲有言：手续法尤要于实体法”。如果保障救济的手续（或程序）没有具备，而空谈什么原则是没有用的。宪法应该明确规定这一保障人权的救济方法。编者在编后语中称之为“实在是代表全国人的一个大请愿。”

　　丘汉平、伍朝枢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身体出庭状”，《东方杂志》编辑史国纲觉得言尤未尽，深感“人民没有自由，这是一桩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专门在4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身体出庭状”之研究》，从其渊源、历史出发，详细讨论了“身体出庭状”这一英美法制中保障人民的利器。他认为“身体出庭状”和陪审制，“这是人类的智慧所能想出来防御虐政最有效的方法”。但他也指出，宪法里如果只有“身体出庭状”的规定，是没有什么效力的。“关于呈请的手续，运用的方法，如何使法官接受这种的请求，如何使监狱官听命，如果免了遣移被监禁的人，不至发生法律上管辖的问题，都应该有详细的规定。法律的网不可以有任何的漏洞，否则就有方法规避，弄得毫无效力了。而最要紧的，就是有了这种规定，司法必须独立——不是名义上独立，乃是事实上的独立。法官的去就，受命于执政者；那能行使其天职？这点很是明显，稍知道政治上各种问题的人，都可以知道。”他最后清楚地指出：“订立人民的权利，这是一桩很容易的事情；所难者，就是如何使人民充分享受他的权利。”

　　穿越七十年岁月的沧桑，这些话依然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七十年的时光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可能是漫长的一生，在民族的生命中却真是昙花一现，七十年前知识分子对人身自由的思索，他们对公民权利的孜孜以求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二、

　　光有一部完善的好宪法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能保障它的实施，更是关键中的关键。丘汉平在《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中引用朱执信的话说，宪法是人民的血换来的。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每字每句都是流血换来的。“不是血换来的宪法，无论怎样的齐整完备，却多是等于具文，无保障的效力。”过去保障人权的方式不过两种，一是革命的方式，二是制裁的方式。革命是人权保障的最后方法。人民起来推翻暴政是天赋权利，这就是孟子所谓，闻杀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然而更多的时候，人权是依赖制裁的方式保障的。

　　吴颂皋在《关于中国制宪问题的几个意见》中指出，“但须知宪法本身并无力量，必须国人拥护宪法与遵守宪法，它才可发生力量。”如果认为“只要宪法的条文细密，内容丰富，就可使宪法发生效力，政治因而清明。那是真把宪法看做政治上最万能的东西了。”他以为制定宪法时，“最不可忽视者，莫过于力求宪法之精神一贯，切合需要，如此才能引起国民的注意。”同时，他主张与其采用刚性宪法，不如采用柔性宪法。“只有放弃‘宪法为一成不易之法’的错误的观念，预先规定适当的修改宪法的手续，如此，宪法的存在，不仅无损于时代的演进，且可利用宪法的修改，使政治的机能日益完备，同时宪法多修改一次，人民对于宪政的兴趣，与守法的精神亦可增加一分。”

　　李圣五在《宪法之保障》中说，英国宪法只是不成文宪法，是由法院的判例、国会通过的法案、政治习惯、以及普通法上记载的种种自由权共同构成的。英国人的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由来已久，并非先有宪法，而后才产生这些自由权，著名的人权法案也只是归纳了历来法院关于人权诉讼案的判例及公认的人权汇集为法规，也就是将这些权利“合拢起来罢了”。不像欧洲大陆国家先有了宪法的规定，然后才有人权的赋予。既然人权是从判例和习惯中来的，早已成为普通法律上的权利，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其次，英国没有宪法与普通法的严格区分，无论行政官吏还是一般人民都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同样适用于一种法律。在法律范围内，官吏和人民，人民和人民，完全平等。行政官吏即使在执行公务之时，也自负其责，“人权的保障自然不怕行政上的侵害了。”

　　英国是“议会至尊”，其权力“几乎可以说不受任何限制”。好在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也不长，所以英国宪法上的根本问题取决于人民，英国人自治而非被治于固定的宪法。李圣五也指出，英宪也不是绝无瑕疵，如果能对于根本大法的修改比较慎重，以别于一般修改普通法律的手续，同时增加一项可以宣布议会法案无效的程序，用以防止议会专横，则对英宪大有裨益。

　　至于美国，成文宪法居于至尊地位，不容立法、行政机关任意破坏，最高法院不仅有保障宪法之权，而且有解释宪法以扩大其效用之权。最高法院在宪法上的这一地位，没有其他机关足以加以牵制，李圣五认为这是美国制度本身的瑕疵。

　　在列举了英、美的先例之后，李圣五并未明白地指出在中国宪法保障如何成为可能。吴绂徵的《宪法与宪法法院》一文倒是说得更为明白，他直接提出了建立宪法法院的设想。他说，民国以来，哪一部宪法（约法）没有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因为人民没有可以申诉的法院，约法的效力等于一纸空文。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出版法，其限制出版的严厉，几乎将约法规定的刊行著作自由权全部吞没了去。“如果行政机关可以任意违反宪法，剥夺人民权利，立法机关又可随时定出种种法规，去否定宪法的效力；像这样的宪法，有没有也无多大关系。”这句话几乎抓住了中国近代自有宪法以来，为什么宪法总是只写在纸上的要穴。

　　他说，一切公务人员的行为，不管是依据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机关的命令，统统都应受到司法机关的制裁。握有政权的公务员的行为，要是有违犯宪法的嫌疑，被统治的人民可以向司法机关陈诉。司法控制是保障人权、维护宪法的唯一良法。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不发生违宪问题，其他大部分欧美国家都承认司法机关可制裁违宪行为，区别只在于，有的国家违宪案件由一般法院管辖，有的国家则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门审理违宪案件。两种制度形式虽然不同，但以司法控制维护宪法的精神则是一致的。美国宪法尽管没有关于“司法审查权”的明文规定，但却是制定宪法时公认的一般原则，并一直奉行不悖。

　　“宪法的效力，完全要看他有没有机关去执行，尤其要看他有没有司法机关去控制违宪的事件。”作者认为，如果在制定宪法时，诚心要使宪法不成为废纸，“当前宪法中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创立一个‘宪法法院’，专事审理法律的违宪，和行政或军事机关违法侵犯宪法保障的人民权利的案件。中国法治的实现，要中国社会不再这样纷扰，必得要一个‘宪法法院’！”

　　这是七十年前宪法专家关于宪法法院保障宪法实施的呼喊。学者们的声音也不是毫无回响，起码在当时的宪法草案中有所体现。之后，丘汉平在《对于宪法初稿的几个意见》中提及，“历次宪约法，对于宪约法之保障都不注意。这次宪草列为专篇，规定甚详，堪称特色。”对于宪法的解释、执行违宪事项是否要成立专门的法院，学者、专家间也有不同意见（如张在本就是不赞成设立宪法法院的）。宪草当时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既采取了德、法等国的制度，同时注入英美的精神。对此，丘汉平肯定地说：“这都是起草者能够采取各国法制的精髓而为历次宪草所没有的。”

　　在此之前，1919年制定的宪法草案中曾规定由立法、司法两院首长组成一个特别会议处理宪法解释问题。1923年公布的宪法第二十八条则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在国家法律与省法律发生冲突时作出符合宪法的裁决。在此之后，1936年颁布的宪法草案规定，法律是否违宪，当在其通过后六个月内由监察院提交司法院作出解释，但草案没有明确规定是由司法院下属的最高法院还是其他专门法庭来作出解释。

　　顺便说一句，如果不将1949年公布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计算在内，自1954年以来，我国已有过四部宪法。颁布于1982年的现行宪法也有过几次修改，但有一条从来没有改变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始终拥有包括监督宪法实施、解释法律等的职权。这表明人大常委会具有保障宪法的功能，可以撤销一切违宪的法律及行政法规、命令等。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全国人大缺乏人员、机构、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原因，它并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些职能，未能充分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如何有效地保障宪法实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在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中，高一涵、陶天南两位学者分别提出了宪法上的监察权与行政审判权等问题。

　　高一涵的《宪法上监察权的问题》一文，很坦白地指责了当时推行的监察制度的缺陷——重事后弹劾，而忽视事前的监察。他说，假如监察院仅仅是事后的监察机关，不能行使事前监察的权力，监察权只不过是弹劾权而已。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今日监察院所行使的职权，就是中国从秦汉以来御史的监察权，那么，监察权的解释，便不能这样的狭义。因为中国的御史，权力非常广大”。即使在清代，都察院的特权中也包括了建议政事权、弹劾权、监察行政权、考察官吏权、辩明冤枉权、封驳诏书全等十项。这位著有《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一书的政治学家以史为证，说明过去的监察权不仅可监察法律范围内的事，也可监察道德范围内的事，不但可弹劾犯罪于已成事实之后，也可弹劾犯罪于成为事实之前。监察权虽不能按照历史上的成规，扩张到无限，但除了弹劾之外，监察院还应该有知道各行政官署施政状况、任免人员经过、以及考核人员成绩等的机会。同时，监察院如果只能弹劾，不能审判，只是“半弹劾”，他主张弹劾案的审判权归监察院。

　　行政诉讼是否应该以别于普通法院的审判机关来审理？换句话说，宪法是否应规定在在普通法律之外有行政法？在普通法院之外有行政法院？这是陶天南《宪法中之行政审判问题》讨论的重点。他认为，行政审判官要有关于公务组织及实施的知识、经验，同时熟悉行政机关公务上的实际需要。而普通法官往往缺乏这样的经验和知识。司法官判决案件往往依据条文，而行政法并无法典可依，这不是普通法官所能胜任的。他主张设立行政法院，认为法国的行政法院保障人民权利远胜于该国的大理院，这是法国知识分子引以自豪的一件事。为此，他逐一驳斥了英国大法学家戴雪的经典著作《宪法精义》中对行政审判制的抨击，希望制定宪法的人不要被戴雪的学说所惑。

　　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学者们所作的这些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立足点无非是从宪法入手，无论在事先还是事后都能有效地监督、制约行政官员的作为，也就是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良性制衡。众所周知，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宪法应该确立一些最基本的规范、程序，用来约束行政权力，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因此，探讨监察权与行政审判权才具有了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

　　何炳松的《国民教育与制宪》一文并不是直接讲宪法问题的，他认为立足于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教育的普及，没有这个条件，就算是把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典》，法国的《人权宣言》全部抄过来公布施行，也是无济于事。他提出了为什么西方的自由平等一到中国就会面目全非，反而成为为非作恶的借口这一尖锐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在国民教育上。

　　“国民有教育，才会发生人格自尊心；有人格自尊心，才能赏识平等自由的真谛，不卖身求荣，不屈于无理的威武。……”

　　他开宗明义指出那是一个“上无法守下无道轨”的时代，所以他认为要救中国，“岂但制宪，必从急起直追，普及国民教育入手，才是办法。”

　　其实，普及教育与宪法的关系，首先是普及公民常识。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的缺失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遗憾之一。何炳松的文章没有说清楚，他所说的国民教育指的是普通教育，而在普通教育中，在中小学生中实行公民教育是不可回避的。普及教育，从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养成公民资格，也就是通过教育造就学生自立、自治的知识、能力，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文明常识的教育，尤其是人格教育、宪法教育。近年来，许多历尽沧桑的知识分子，如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如钟沛璋先生等都提出了公民教育这一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何炳松七十年前关于普及教育的思考对我们今天也不是无益的。

　　在“宪法问题专号”的十七篇文章中至少有七篇是有关外国宪法的，如史国纲的《美国宪法之背景及其特点》、张明养的《西班牙的新宪法》、叶作舟的《日本宪法的特质及其对于现阶段政治的影响》、张粱任的《德国宪法之研究》、周还的《欧战后国家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消长》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各国宪法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中不难看出七十年前中国宪政学者的眼界之宽、视野之远，以及他们思考、观察中国宪政问题的起点之高，特别是他们对苏联宪法的看法更值得咀嚼。

　　从居庙堂之高的孙科到处江湖之远的胡愈之，实际上都没有窥见前苏联的庐山真面目，所以孙科会说：“苏俄的宪法是劳动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产物，它是由劳动阶级牺牲了头颅热血换得来的，所以它是那样鲜明的确立劳动阶级独裁的政权，那样绝对的保障劳动阶级的利益。”曾以记者身份亲临苏联采访的胡愈之才会洋洋洒洒写下《苏联的政治组织》一文，热情地讴歌这一新型的政治制度，无一字批评，今天读来可能会感到幼稚可笑，可是他当时却完全是真诚的。后来，张知本在《中华民国宪法起草意见》文中也认为“苏俄共产主义国家宪法，尤特别承认民众集会结社等之真正自由。可见社会愈进步，而于人民自由之保障愈趋严格也。”

　　惟有郑允恭在《欧战后之新宪法》第一节“苏俄宪法之根本思想”中，一眼洞穿了前苏联制度的本质，他称之为“市井无产阶级及贫农之独裁政治”——

　　“实际上政治仅由一小部分人民运用，且惟为该部分人民之利益而运用。虽然，赤党尚未能完全实行其理论，形势政权之权利，实际上之限制，遥大于宪法上之限制。凡反抗现政府，无论出于劳动民众或无公权之阶级，均严厉扑灭之。是故目前之苏俄，非无产阶级之独裁，而为共产党之独裁。

　　俄宪之思想，对于他国有相当之影响，尤其大战后数年间所影响更大。赤党努力宣传其主义，遇有必要诉诸武力。故侵入波兰及波罗的地方，一时在芬兰及爱索尼亚设立苏维埃制度，并欲合并之。然此等国家为民族独立而奋斗，卒能拒绝苏维埃制度。”

　　郑允恭的这些判断是1933年作出的，离前苏联的消亡还有半个多世纪，他的见识越过苍茫的历史迷雾，透过林林总总的表面现象，看到了其弊病所在。一种制度积重难返，到头来即使想变革也来不及了。考虑到那个时代，孙科、张知本、胡愈之他们的政治背景各不相同，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也很少有共同点，可是对苏联宪法却表示了差不多一致的看法，这不能不让后人感到吃惊，同时也让我们对郑允恭刮目相看。

　　五、

　　在那场宪法讨论中，让编者感到不无遗憾的是，“宪法上关于民生的问题——生存权，劳动权等均付阙如。”本来学者陈启修从北平来信通知《东方杂志》，他要写一篇《中国制宪运动失败之社会经济的原因》，多少和宪法上的民生问题有关，可惜没有如期寄到。

　　宪法草案初稿之后，当年7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4号曾发表两篇评论：罗敦伟《宪法草案初稿评论》、丘汉平《对于宪法初稿的几个意见》。

　　罗敦伟从四个方面批评了宪法草案初稿，一是缺乏社会基础。虽然草案对“生存权”、“劳动权” 有一些规定，但对社会公益、罢工权及劳动权的内容都没有提及。至于职业选举劳动民众在法律上特别需要的保障，一个字也没有。他认为“法律既承认契约自由，那么，劳动者要求‘不行为’之罢工，也不能不视为正当。”二、忘记了民生主义。他指出草案只重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而忘记了民生主义。草案除了写有“土地制度”四个字及防止荒废或集中的规定外，关于土地制度的内容没有一个字说到。社会福利、劳动民众的特殊规定也都缺乏。三、他批评草案只是一部非生产的宪法，只知道把表面上好看的文章，有多少写多少，而实际有关重大的‘生产’方面，却不大注意。比如说人民应该有生存权，劳动权，教育权……”。虽然有中央、地方均得设立经济委员会一条，但一则太有弹性，二则权力太小，只是一个建议机关，连计划、检阅的权力都没有，执行更谈不上。就是设立了也没有什么权威。他认为至少要把经济委员会列为专章，把它的权力扩大，不仅是设计、检阅机关，而且应该是执行机关。四、忽略下层基础。关于人民的组织最低只到县市为止，忽略了城、镇、乡。五、他指出了草案本身的矛盾与缺陷，比如草案一方面规定人民依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规定人民所有的四权由国民大会代为行使。这是自相矛盾的。比如法律交付复决，复决的手续如何，并无明确的规定。而实际上立法院如果专横不能限制，所谓复决权就会成为泡影，而条文本身也陷于矛盾之中。此外，草案的缺陷还有很多，如农业政策很详细，而工业政策却一字不提。如立法院、行政院必要时是否可以解散？总统与行政院长联带负责，如果政见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现役军人在选举上的限制如何？等等，都没有规定。

　　丘汉平严厉抨击了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对人民各项自由的限制，以“维持公共利益或避免紧急危难所必要”为限，什么是“维持公共利益”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照现行宪草的规定，就是宪法公布之后，中国人的权利保障仍是一个零。例如出版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等等都可借口第三十八条之理由而存在！”他认为“法律是制治之具，而不是制治之本，今不求减除人民的痛苦和纠正青年的思想，而以严刑峻法绳之，欲望国家得治，无异植树斩根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用严刑峻法收效的。”

　　11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号还发表了张知本的《中华民国宪法起草意见》，这位起草宪草的专家在这篇长文中提出了许多见解，有些即使今天读来也足以醒人耳目。有鉴于民国以来战祸不断的教训，他提出，为了防止妨害民权的军阀政治复活的可能，应该防微杜渐，在宪法上禁止军人干涉政治，限制军人充任行政元首，规定“军人除服从国家命令防卫国土外，不得发表政治上之言论”。至于限制军人当选行政元首，各国虽无先例，但中国几次大乱几乎都是由于军人当总统或觊觎总统之位而引起的，为此他列举了六条理由。

　　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诚如毛泽东1945年重庆之行所发现的，“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吃掉的。”“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路线’，搞民主无气量，行独裁无胆量；既不能以民主争取民心，又不能以独裁巩固政权，两边不到位。”[2] 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秘密，恰恰是“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才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明史保留了几分元气。也正因为蒋介石的独裁不够彻底，没有太多的言论禁区，知识分子们才有可能在影响广泛的《东方杂志》上无所忌讳地公开讨论宪法问题，对宪法草案说三道四。即使对洪水猛兽般的共产主义苏联，从官僚到学者，肯定的声音也很响亮，而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禁止这些言论。七十年后我们或许会感到奇怪。

　　落花流水春去也，1933年那个春天，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宪法的讨论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灰尘中。

　　注：

　　[1]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1914年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1916年黎元洪以“天坛宪法草案”为基础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9年拟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的“贿选宪法”《中华民国宪法》，1925年段祺瑞执政时拟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2]转引自单世联《近距离的观察——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屋》2000年第4期，61页。

　　[3]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见《东方杂志》第三十卷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2003/5/27—28杭州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ckei.html

佚名：爱国猪论蛋

2009-02-18T09:18:00.000+08:00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的鸡给了你多少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A：这鸡蛋真难吃。
B：再难吃也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凭这个就不能说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自己家鸡下的蛋都说不好吃，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嫌难吃就别吃，滚去吃隔壁的鸭蛋吧。

A：这鸡蛋真难吃。
B：鸭蛋是好吃，可是不符合我们家的具体情况

A：这鸡蛋真难吃。
B：胡说！我们家的鸡蛋比邻居家的鸭蛋好吃五倍！

A：这鸡蛋真难吃。
B：凡事都有个过程现在还不是吃鸭蛋的时候....

A：这鸡蛋真难吃。
B：光抱怨有什么用，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努力去赚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幼右心理阴暗，连鸡蛋不好吃也要发牢骚

A：这鸡蛋真难吃。
B：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蛋,美国鸡蛋好吃，你去吧

A：这鸡蛋真难吃。
B：不是老毛，你现在臭鸡蛋都吃不上，还有劲在这里唧唧歪歪

A：这鸡蛋真难吃。
B：大家小心啊，此人IP在国外

A：这鸡蛋真难吃。
B：台湾网特，滚，这里不欢迎你

A：这鸡蛋真难吃。
B：tmd，我怀疑你是轮子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的鸡蛋是伪鸡蛋。

A：这鸡蛋真难吃。
B：没有XXX，你连这鸡蛋都吃不上。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这样说不利于稳定，不和谐。

A：这鸡蛋真难吃。
B：要对咱们家的鸡有耐心，它一定会下出更好吃的蛋。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也吃过这样的鸡蛋，这是初级阶段。

A：这鸡蛋真难吃。
B：很多家都是因为吃隔壁的鸭蛋而导致家庭成员冲突，生活水平下降最终解体

原文地址：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nalbert/archives/228508.aspx

傅国涌：潘光旦烟斗上的铭文

2009-02-17T13:08:00.002+08:00

十几年前，我曾在一家旧书店淘到１９４８年出版的“观察丛书”之一的《政学罪言》，这是潘光旦（1899—1967）的一本文章结集，纸张已经发黄，很脆，有时候甚至不忍心去翻，怕纸屑掉下，后来又陆续买了几种潘光旦文集、选集，现在他的全集也出版了。1926年，潘光旦从美国学成归国后，长期在光华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执教，培养了几代学生。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著作等身，留下了《冯小青：一件影恋的研究》、《中国之家庭问题》、《优生概论》、《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等专著和大量有创见的文章，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在专业之外，他更是一位有公共关怀意识的知识分子，一位有道义担当的士，他以大学教授的身份批评时政，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因为关心、支持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而受到国民党特工的嫉恨。他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的坚毅形象曾在那个时代的青年学子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6年4月，潘光旦发表《政治必须主义吗？》一文，指出“主义而必须情绪的强烈拥护，那主义就成为教条的信仰，就成为宗教”，“政治不须主义，政治应该和主义分离。主义等于政治信仰，无论那一种的信仰，应该是个人之事，由个人自己抉择，由个人随时修正充实。”他不仅认定“政治不须主义”，而且相信自由也无须主义，1948年3月，他在《观察》周刊发表《读“自由主义宣言”》一文，一年前，欧美许多国家的一批爱好自由的人士曾在牛津大学召开国际自由主义大会，发表自由主义者宣言，成立“自由国际”。但他对此不以为然，他感到与其说自由主义，不如说自由思想，“理由是主义二字教服膺的人易于趋于武断，至其内容易于成为教条。”“不用主义的字样，即所以避免所服膺的理论的偶像化，凡百事物之中，惟有偶像化的强制性最大与最牢不可破”，一句话，自由应该超越于主义之上。

　　在他看来，自由不过是禁忌的反面，争取自由等于排除禁忌，自由并不是没有边界的：

　　“其实所谓自由这个，自由那个的‘自由’并不是我们所了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动可以包括杀人放火，‘自由恋爱’意在废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阅读或自由读书，准此，可能引起抢书、偷书，以至把公家书籍割裂涂毁等等的行为；那就成为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与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样的不自由的。”

　　他认定教学自由、学术自由不容外在力量的干涉，同时坚定地相信自由源于每个人内在的努力，因此养成健全的人格。在1949年之前的漫长时光，他之所以能一直坚持独立的“学人论政”，就是源于对自由的这种理解。他说：“学术界人士应当于专门学术之外关切政治，理由自不止一个。积极的说，清明的政治应以学术为张本，学术家不问，试问谁更有资格来问，此其一。消极的说，政治败坏，迟早必波及以至于殃及学术家的园地，致使学术工作无法进行，此其二。这两个理由几乎是几何学上所称的自明的公理，无所用其证明的，要不是因为目前那种普遍的隐遁的状态，也是根本值不得一提的。不过次要的第三个理由，我不能不略说几句，就是，为了教育青年，学术界人士也大有关切政治的必要。学生在专门学术上需要领导，教师们承认这一番领导的权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学生的兴趣原不限于学术，他是国民，他也有一般的国民的兴趣，政治的兴趣，在动荡不定以至于风雨飘摇的当前局面之下，这兴趣自更见得浓厚而不可遏抑。”

　　在潘光旦学贯中西的背后，是他对这个民族的那种诚挚情感，他所耿耿于怀的不就是这个民族的自由，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自由先于主义，这是他的深刻洞见，我非常认同。如今，他离世已四十多年，我们不能忘记他口衔烟斗、单腿独行、目光坚毅的形象，甚至不能忘记他烟斗上的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cjkn.html

肖雪慧：闲谈布什兼顺便说说一些媒体的气质性偏好之四：巴望人倒霉，却未必倒霉

2009-02-17T12:40:00.001+08:00

布什在以总统身份为国家服务时，克尽职守。在他任期内接连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美国总统没有遇到的、至少没有集中到一位总统任上：导致近三千人丧生的911恐怖袭击、破坏程度超过南亚大海啸的卡特林娜飓风、民主党八年执政时就已经埋下种子的金融风暴及经济衰退……

　　布什团队积极应对了这些挑战。对911事件迅速、有力的反应，保卫了美国本土在之后七年多的安全；因911袭击而起的两场战争能不能实现预期目的，需要时间验证，但两个国家在缓慢的然而确实地进步。被这里主流传媒描绘得一塌糊涂的伊拉克，局势就并非那么糟。拥有了真实投票权的伊拉克人民，先是两年前冒着遭受恐怖袭击的危险，高比例参加了投票，选举了临时政府；这个月则已经在平静气氛中成功举行了省级议会选举。诚然，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有很多可质疑处，布什本人也因此而备受批评，但他不自封伟光正，错了，就坦坦荡荡地承认……卡特林娜飓风来袭，布什被批评为反应迟钝，后来再次遭遇风灾，有前一次教训，行动可谓雷厉风行。经济上，兑现了竞选承诺，其减税刺激经济政策，在第一个任期内成功地实现了美国经济高增长；金融风暴发生时，布什任期已近尾声，但对金融风暴带来的问题在任一天积极解决一天，为遏制经济颓势尽了最大努力……

　　服务期满就回归平民。象徐贲所说，卸下了暂时的职务，回复到永久性身份。这永久性身份无疑是公民身份，这是民主国家的人最尊严最重要的身份。

　　布什走得很尊严，权力交替时很绅士，不象某些人死皮赖脸在权位上恋栈，这边下来又上那边掌权，还操纵一干媒体歌功颂德。布什遵循美国传统，作为奥巴马的前任，给继任者留下便条后悄然离开。而功过，留待时间评价。

　　卸下公职，回到农场的布什，将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观看落日的余晖，有时间和精力去开始新的计划——为建立以他命名的图书馆筹募资金和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跟历届总统的回忆录一样，既无须借助什么部门层层摊派购买，也不会成为禁书而遭封杀。——对政治人物来说，这样的结局难道不值得羡慕吗？

　　2009年2月16日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0f79650100c7pf.html

肖雪慧：闲谈布什兼顺便说说一些媒体的气质性偏好之三：低民意指数vs高满意度

2009-02-17T12:38:00.002+08:00

拿布什卸任时民调显示的低支持率说事，也很没意思。没有哪个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政治人物不挑剔。美国除了几位死在任期的总统，历任总统卸任时极少能保持高支持率。不一定是总统们干得多么差，而是人民的要求高，人家清楚了解自己作为国家终极授权者的地位，清楚了解政府靠全体纳税人的税金在支撑，知道政府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做得好，不过是履行了本分，做得不好或被认为不好，民众的不满情绪会借助多样而畅通的表达渠道迅速反映出来，民意指数不断浮动也再正常不过，无论指数是高是低，都表征着民众与政府之间真实的互动；而独立媒体对政府没有表扬义务，他们的扒粪传统却会使其对政府任何失当举措或被认为“失当”的举措穷追不舍……成熟民主社会的这些条件其实使政府在舆论上先天就处于不利地位。掌握着公共权力的政府在舆论上的先天不利，这很符合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的平衡原理。

　　这种社会下，人民不会因为不了解政府跟人民关系的真相，把政府或首脑当膜拜对象；不会因为不明白自己的权益而把政府及首脑当感恩对象。那种人民与政府关系彻底颠倒的国家中常见的对政要感激涕零画面，在民主国家是看不到的。布什在新奥尔良遭受卡特林娜飓风袭击时反应稍慢，立即招致强烈批评，赶快采取的种种补救措施也没法使批评停息，赴灾区视察，一直有民众抗议伴随。而四川大地震发生，人祸扩大了天灾，致使数十万人伤亡。不合格的民居建筑、特别是豆腐渣校舍是最大杀手，而国家救援队伍动作迟缓，不能及时到达现场，黄金72小时之内不允许外国救援队进入（之后准许进入，对于拯救生命来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等等，都人为扩大了伤亡。可几日后当某政要来视察，那些刚从废墟死里逃生、惊魂未定的小孩就被组织起来，烈日下举着“感谢谁谁谁”的标语在路边迎候。至今电视节目中都每天有刻意安排的“感激D和ZF”的画面，灾民们不仅要忍辱负重，还得时不时承担充当道具配合“送温暖”演出的任务。这种国情下，人们被告知对政府的满意度高，一定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但“高满意度”是没有可查询的出处的，即使真的搞了点“民意调查”，也象那个大概已经驰名中外的小康民调那样，答案事先印好，照着填就是，而且干部得包干到户，免得谁填错答案。除这些招数之外，还有一最重要因素能确保“高满意度”，即长期的欺骗宣传和愚民教育，而欺骗和愚民的主要着力点，是模糊民众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是遏制人的公民意识。所以，才会有如此荒唐的情景：许多灾民无论自己承受了多么大不该承受的牺牲、灾后被层层克扣了多少，也会因得到一点救助物质而对政府感激不尽。对于塑造这样的“民意”，媒体和现行学校教育功莫大焉！

　　如此“高满意度”充满欺骗、浸透血泪。有人居然好意思拿出来夸耀！居然蠢到引以为自豪！更蠢到从布什执政后期的低民调指数引出“中国最民主”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其惊世程度，不亚于中科院报告称中国是全球最负责任国家。

　　布什后期的民意指数的确低，但跟连出处都秘而不宣的、自封的、作为愚民结果的“高满意度”根本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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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闲谈布什兼顺便说说一些媒体的气质性偏好之二

2009-02-17T12:37:00.002+08:00

舍近求远、权力大过生命

　　扔鞋事件上，媒体的尴尬和变脸，不过是这里常态。只要媒体缺乏独立立场的情况不改变，这种自打耳光的事就会一再上演。对本国政要笔下生花，坏事变好事；放大别人的问题，除“朋友加弟兄”之外的别国事务尽量往坏处说，也是习惯性的。几年来，布什一直是众多媒体取笑对象，前后任总统职位交接时，更象抓住一个可以不厌其烦、大做文章的话题——可那个时候，国内很多理当成为媒体关注话题的事不是被淡化处理就是在媒体上根本不见踪影。其时，大面积旱灾已经持续数月，但媒体有功夫和兴趣议论他国卸任总统，却对眼前灾难避而不谈，不知道是不是怕扫了“盛世”春节的兴。终于实在捂不住了，旱灾只好“突然爆发”。眼下两场火灾，媒体舍近求远。澳大利亚山火从开头到现在，天天渲染，今天中午还在报道，但正月十五大裤衩的冲天大火只在媒体羞羞答答露了一下脸，就隐身了。

　　还说布什吧。

　　布什卸任那阵子，连同凤凰的各大媒体，提到他，少不了“失败的总统”、“被美国人民否定的总统”，“留下一个烂摊子”之类结论。而媒体用作“失败”、“被人民否定”的严重结论所津津乐道的依据，不外乎卸任时民调显示的低支持率，以及告别演说时美国媒体的报道重点不是布什演说而是飞机成功迫降哈德逊河。

　　然而，说“失败”、“被美国人民否定”，言之过早，理据也太勉强。告别演说恰逢民航班机成功迫降哈德逊河。在美国，生命的遇难或拯救本来就比总统更抢眼球，何况此次空难的成功避免堪称奇迹。用这一新闻抢了布什风头来证明布什失败或被否定，思维路数彻头彻尾是中国化的——这里无论再大灾难发生、再多生命遇险，占据新闻头条都一定是政要。这种权大于生命的报道顺序，在媒体，当然有难言之隐，但可悲的是很多媒体自我内化了这种趋权性，以至丧失独立而甘当权力附庸已成许多媒体的第二天性。这为人不齿，而以这种内化的奴性去解读他国事务，简直是贻笑大方。不过，从这种解读，倒可以按图索骥，还原其文化基因图谱。现在不是正折腾着要拿“有特色”的价值观去影响世界吗？先看看还原的基因图谱是什么模样，再折腾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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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闲谈布什兼顺便说说一些媒体的气质性偏好之一

2009-02-17T12:35:00.000+08:00

幸灾乐祸和变脸术

　　奥巴马就任之时，便是布什卸任之时。虽说中文媒体更多聚焦在了新任总统奥巴马身上，但对布什也没少报道。只不过，报道布什，大有幸灾乐祸和看笑话的意味。其实，布什卸任前一个月遭遇记者扔鞋，媒体就兴奋了很长时间，电视台翻来覆去把记者两度向布什掷鞋和布什闪避的镜头播了数次，对记者大加赞扬，封为英雄。某些学校也从中发现“科研”契机，课堂上搞起模拟记者向布什掷鞋、看怎样才能准确砸中布什的“科学实验”……

　　然而，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国家首脑出访时或国内公共场合遭遇抗议性“袭击”，乃寻常事。处在首脑位置，就得习惯人们可能采取的类似表达方式——当然，比起西红柿、鸡蛋，鞋的个头是大了不少，但有人这样做了，要想阻止其他人仿效，互联网时代实在难。布什卸任前一天，不是又有几百名示威者在华盛顿特区向“白宫”（白屋）掷鞋？不论布什感受怎样，他都得泰然处之，既无权说这几百人是破坏分子，也无权以居高临下之态表示“宽恕”，说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对这类不可控的情绪表达，恐怕除了在保安上多加防范，最需要的，还是首脑们更豁达的心胸和应对的智慧。

　　可是借扔鞋事件掀起狂欢并乐此不疲的媒体（当然还有如杭州某校那样的迅速跟进者）似乎不明白这一点，而且不愿想想，假如再发生同样情景，而主角换了，媒体如何变脸？模拟扔鞋“实验”的学校又当如何自处？真的还说来就来！不用说，媒体兴奋劲没了，绝大多数媒体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某些媒体实在回避不了，只好例行的、但多少有些尴尬地义正词严一番，便不出声了；脸皮特别厚的，毫不困难地把谴责和赞扬颠了个个儿，扔鞋者不仅不“英雄”了，还冠以了“卑鄙”、“破坏友谊”的严重字眼；以扔鞋试验一夜成名的学校则没了再接再厉、把“科学试验”进行到底的积极性。

　　幸灾乐祸是一种不良心态。对此，民间有不少智慧说法。这回前后不过个把月，教训就来了。只是，教训只对愿意吸取教训者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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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小国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而幽默、豁达？——续凤凰

2009-02-14T16:10:00.002+08:00

（续）

　　大年十五刚过，何先生读报介绍了一则趣闻：近来捷克共和国有一轰动性新闻：境内的“瓦拉几亚王国”为争夺该王国注册商标而打的不可开交的官司，终于经捷克法庭的裁决尘埃落地。该“王国”距首都布拉格三百来公里处。据介绍，捷克历史上的确存在过“瓦拉几亚王国”，但现在这个“王国”不过是一位摄影师在1997年的玩笑之作。捷克人以自己民族特有的幽默，煞有介事地对待这位摄影师的“创建王国”玩笑。于是，“王国”拥有了自己的国徽——一只瘦鸡，所以也叫“瘦鸡王国”——，“瘦鸡王国”还自己发行货币、颁发护照、设立领事馆，等等。玩笑成真的结果是，“瘦鸡王国”成了捷克最著名旅游胜地之一。经济利益大了，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热闹了，创建者摄影师跟国王争夺王国注册商标，罢黜、告状……。不久前，捷克法庭作出了不利于那位被罢黜国王的裁定。

　　一个满有趣的事。捷克人的豁达、幽默令人会心一笑。可接下来的评论大杀风景：捷克在历史上多次遭受侵略，人民深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而且又对现状不满，所以以幽默态度对待……云云。小国、遭受侵略、不能掌握命运、不满现状跟幽默、豁达扯在了一起，好一幅风马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则趣闻太容易引起联想和对比（比方说，号称泱泱大国却极度敏感，动辄剑拔弩张，动辄威胁要灭了谁谁谁，连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也因一言不合某些人判断标准就要遭受“人肉搜索”和追杀令），为避免读者作“政治不正确”的联想、对比，何先生给了这种解说。可是解说顾头不顾尾。用小国人民难以掌握命运去解释捷克人幽默对待境内“建立国中国”，可偏偏超级大国美国境内也有个“国中国”——“海螺共和国”。这个位于佛罗里达州南端的“共和国”可是比捷克的“瘦鸡王国”足足年长一倍呢。1982年宣布“独立”后，象“瘦鸡王国”干过的颁发护照、自定国徽之类事情一样不少。而且，事迹更丰富、更惊人：一开头以“武装叛乱”始，打了一场“独立战争”——当然，是象征性的，武器是面包棒。克林顿时期，“海螺共和国”派团参加美洲峰会，会上出尽风头；后来又打一场“卫国战争”，用面包棒投掷“入侵者”——来此例行演习的美国联邦军队；布什执政时期，为声援被美国政府遣返的古巴难民，“海螺共和国”宣布“兼并”一个作为古巴偷渡者跳板的废弃桥墩……

　　以我们最熟悉的判断标准，“海螺共和国”实在够出格。可是她不过给美国人添了一个饭后茶余的谈资，她那些有轰动效应的出格表现可以把许多美国人给笑得前仰后合，却没听说有谁担心“分裂”，有谁发出“声讨令”或主张“收复”。海螺共和国“建国”已27年，至今有声有色。

　　读报，其实应该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窗口，读了，就行了，判断最好留待读者自己。别总把读者当弱智，老想着要去“导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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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没人冒认得了发明权的一串特色解读（之一）

2009-02-14T07:56:00.000+08:00

凤凰卫视天天有报读恰好在午餐时段，每天有不少内容不经意间要飘进耳里。春节前后听到的，象是专为节日添乐，非常有趣。最有意思的是关于奥巴马的。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这边媒体也热闹了一阵。这位非洲裔黑人在白人占主流的美国压倒对手而胜选，评论和解读自然是五花八门，但从何亮亮读报听到的最独特。那是春节之前一两天，奥巴马刚宣誓就职。凤凰卫视“天天有报读”也少不了这个热门话题。何亮亮先生说，华人在美国再优秀也当不了总统。接着一个突兀结论出来了：奥巴马当选，反应了美国白人“宁赠家奴、勿予外人”的心态。此说实在太中国特色了！虽说把满清王朝的“宁赠外人，勿予家奴”颠了个个儿，但视国家（和职位）为某人或某群体凭一己意愿处置的私家器物，把不同族群的关系定格在主奴关系或内外有别的关系上，颠不颠，都一样。无论语词、思维、精神都地地道道中国化，没人冒认得了发明权。这样的字眼和思路在我国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更有现实的不断演绎，国人太熟悉了，成潜意识了，一不留神就冒将出来，全然不管冒得是不是地方。但尽管如此，这样来解释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还是多少有些令人愕然。真难为了何亮亮先生淘神费力，从什么犄角旮旯把它挖了出来。只是，这完全超出美国的历史和现实能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提供的经验，就算挖出来摆在他们眼前，恐怕也理解不了，就如他们不明白中国为什么非要把“白屋”译成“白宫”一样。然而却使历史和现实烙在中国人身上的精神印记暴露无遗。不知道何先生从万千信息中把它选出来呈现给读者，是不是想促使国人自我认识。

　　节前这段“宁赠”“不予”的解读并非何先生创造，但初九那天读报提到美国的奥巴马崇拜时发表的一通解说，却多半是何先生的创意了。他说：中国人崇拜毛泽东，美国人现在对奥巴马的崇拜表明他们也有自己的偶像崇拜，这说明人民是需要一个崇拜对象的。

　　何先生真能下结论。其实，奥巴马是不是真的成了美国人崇拜的偶像，本身就是问题。奥巴马的确以超过麦凯恩十几个百分点的支持率当选了，但还有相当大比数的美国选民不是他的支持者；票投给他的，也未必出于崇拜，相信更多出于利益权衡而对政策的选择。即使真如他笼而统之说的，美国人崇拜奥巴马，中国人崇拜MZD，二者之间也有着不容抹杀的根本区别：其一，崇拜对象是自主选择的还是被硬塞给的，或者说，是多元社会开放条件下作的多元选择之一还是封闭状态下强制灌输、不容选择的唯一者；其二，民主制度下出现的政治偶像，要不断经受民意的苛刻审视。特别象总统这样的政治人物，即使一时成为偶像，一旦就任，就立刻被置于全社会的挑剔目光下，身上光环会迅速褪去。奥巴马刚上任十来天，批评声音就日渐增多，民意支持度也有下滑趋势。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得不断根据美国面临的问题和普遍民意小心作出决定，还得为自己提名的新一届政府成员中被媒体挖出的道德缺陷或其他问题背书，向选民作出解释、道歉并对提名作出调整……。但被硬塞的偶像是不能质疑的，更没有民意审视一说，无论怎么伤天害理，无论多少真相披露，也仍然高踞神坛，而且还到处杵在人们眼前，想避也避不开——总不能不花钞票吧？！抹杀了这些根本区别，把此崇拜跟彼崇拜相提并论，并轻松下结论，说什么人民需要崇拜对象，我看多少有点愚弄人们的精神和智力。

　　初九那天的读报，还提供了想像力飞扬的一说：奥巴马是穆斯林在美国的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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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1933年：“新年的梦想”

2009-02-14T07:54:00.000+08:00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根据编者在《读后感》中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2人，武汉、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却不能便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 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编者禁不住感叹“很可惜的我们接得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这同样不能表明女性没有梦想。从年龄上看，大体上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就职业来看，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共计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的3人。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梦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们的三个“梦想”刊登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二期的“梦想补遗”。在144个做梦者中知识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况，即使是官吏、实业家、银行家几乎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未免让编者感到遗憾——

　　“当我们发出通启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结果则使我们失望。应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乎全部，都是所谓‘文化贵族’。自然智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影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得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尽管有着种种的遗憾和局限，毕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参与了做“梦”，这144人的247个“梦” “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识分子的梦了。”无论是“甜梦”还是“苦梦”，“好梦”还是“恶梦”，“吉梦”还是“噩梦”，“奇梦”还是“妖梦”，“夜梦”还是“白日梦”，那都是一个个足以跨越时代的梦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为之驻足、为之动情，也让我在回望旧梦时，进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识分子的梦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在“那个昏黑的年头”，《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的设想说得上别出心裁，无论如何，他都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一个 “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约而同，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百岁老人、时为《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乌托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应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 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大同之梦是和空想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的。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不过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词。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多次暴动之后，中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之路”，“那时红楼梦，纳兰词及曼殊大师的名画之类，都在被焚毁之列。”《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严灵峰直接预言“1917年10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复演”。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绵延数千年不绝，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会想象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实业家穆藕初那样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的竟然寥寥无几——

　　只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的“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以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作为《东方杂志》的答案，提出了军人“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队服从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师张耀曾的梦想几乎是一篇论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业公会作为“政治之根源”。马相伯老人梦想“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劝，思想发现于外，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法治梦”在247个梦中连零头都不够。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的“梦”并没有那么悠远而不着边际，他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也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则一口气写下十个希望，包括“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的揭示给民众。”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恶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像杭州《民国日报》记者胡健中那样梦想“未来中国是一个纯三民主义的国家”，“梦想做一个舆论界的权威”终究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做梦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几乎都通过“梦”表达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借说梦对当政者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理想只是理想，现实的中国，恐怕是罗马的末期！哥铁的蛮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隶我同胞；而拥武力的群雄只谋如何巩固其自身之地步，我们善良的百姓，只能挣扎于内乱外患的悲境中。”《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借梦想抨击国民党当局只会向国际联盟求救的“无抵抗主义”。作家傅东华“梦”中穿过“民族门”、“民生门”，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权门”，“我被剥了裤子，验过阴毛中并未夹带违禁品，又被用Х光照过心里并无危害国家的意思，这才放我过去。”对畏民如虎的国民党当局作了辛辣的嘲讽。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虽然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也有人不相信梦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没有梦想，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茅盾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我们早已空无所有。现实的生活窒息到这样的程度，连你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没有了。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孙伏园说“只有回忆没有梦想！”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生平从没有做理想国的梦”。

　　有人甚至做着“开明专制”梦、“独裁”梦，俞平伯认为：“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读者孙伯鲁梦想一个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缺乏的是公民梦，唯有楼适夷一个人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而最多的就是那永远不灭的田园梦——

　　《晨报》记者茅震初“想凭我的智力和劳力到田园中去过活。”他的故乡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种粮食、蔬菜、果树、花木，养蜂、养鸡、养鱼，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当皓月悬空，波影散乱的夏夜，划着一叶扁舟，临风驶去，岸旁杨柳拂过我的头，掸过我的肩，蝉声一路相迎，水声在船底低唱，仰着天，双手打着桨，……”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田园生活图。俞觉的梦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风淳朴的故乡，“买平屋三四间”，“春秋佳日，或函邀异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乡访旧，领略胜境”。《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有一日“放弃一切”，“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象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章衣萍梦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蛰存“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梦”。“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长吴研因的“梦”。即使“在欧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一方面也梦想“独善其身，优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鲁迅曾以他惯有的笔调嘲讽他们：“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其实，从“大同世界”梦到这些山水田园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倒不是为了“吃饭”这么简单），使他们很少愿意去梦想费事的、烦琐的法治，对做公民的兴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隐士的志趣却千年不灭，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隐，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对渐进的社会改革，对点点滴滴的进步向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顾。殊不知人类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梦想”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华大学教授陈时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梦想，自然是趋于这一途”。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们的身体走进了现代，他们的脑袋还留在古代，终究只是传统中人，要成就独立的现代人格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就写下了《听说梦》一文（4月15日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号）。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在万马齐喑的年头，这么大规模做“梦”自然要闯祸，这些“梦”不仅直接批评了现实的黑暗，暴露了国民党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梦”本身也触犯统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他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编了9期，前后只有五个月。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他，“其实不必那么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年版）

　　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梦想”并没有结束在“漫长的冬夜”，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

　　2003年2月22日、23日杭州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ci8q.html

韩寒：趁火打劫央视

2009-02-11T19:51:00.006+08:00

很欣慰，北京的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央视大楼着火原因并不是神秘自燃，也不是附近居民烟花误伤或者临时工在楼里吸烟，是中央电视台自己礼花玩，把自己给点了。令人难过的是，消防员张建勇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要不然这事就成了喜剧了。

　　后来央视出面道歉，说是因为某办公室的主任未经上级批准，违规燃放烟花所致。

　　于是，历史上最爱放烟花的办公室主任出现了。这将近百万元的由电脑控制的礼花，同时有数台摄像机在拍摄的一个行为，居然是一个办公室主任自己干的。未经上级批准那肯定就是他自费放的了，或者说，在央视，某办公室燃放百万元的烟花是不需要经过批准的，这CASE太小了。

　　很明显不是这样的，当然是更大的领导希望，责任到这个办公室主任就打住了，你就安心的坐牢去吧，兄弟，放心，你的父母我们会赡养的，你的儿女我们会抚养的，你的老婆我们会包养的。

　　这个礼花的燃放，很显然是央视准备用在以后的电视节目里的，作为央视新大楼形象片的片花播出，当然，也有可能是当天录播的元宵晚会之后直接就可以插入刚才的礼花映裤衩的壮观景象。但是，很不幸这些画面只能成内参了。我都能想象当时的几个拍摄烟花的外景摄影师看见大楼着了以后的情形，他们拿着对讲机问，导演导演，这是安排的麽？

　　此番央视自焚，我惊奇的发现，除了对消防烈士表示惋惜意外，我身边的人都是喜闻乐见的，我强压自己阴暗的心理，企图以人文关怀面对这个灾难，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灾乐祸的。当然，可能别人都是沉痛悲哀的，那就当我身边的是一个阴暗小团体吧。我就向大家暴露我的低级阴暗。

　　首先，多行不义必自焚。玩火自焚是一个历史定律，当然，人家说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见过央视那么立竿见影的玩火自焚。央视作为一个新闻媒体，基本没有新闻道德。可以说，除了中国，中国中央电视台这样做事的电视台在其他大部分国家，都是一个违法的存在。在我们这里，它不但合法，而且甚至象征着法。多少年来，央视做过多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迫害文化，篡改事实，瞒天过海，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疑问句，没别的意思，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咯，反正你掌握了媒体资源嘛。

　　按理来说，国家财产有这么大的损失，老百姓应该很难过才是，因为这些都是用纳税人的钱造的。但现在大家都是开明的，反正吃喝玩乐都是浪费，一个楼造两遍算什么。央视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牛逼，而且央视自己也很满意于这种牛逼，直到火烧牛的逼，才牛逼不起来。央视是一个半垄断的机构，一个半垄断机构都能这样牛逼，所以可以见得，如果一个垄断机构要牛逼起来，那是什么样，反正他们就是牛，屁民们都是牛虱，在来烦我，那一小撮牛屎就是你们的下场。

　　所以，央视自己要反思，当然，央视是永远不需要反思的。随着舆论的发达，社会的发展，央视的公信力现在已经不能用没有来形容了，而是一个负数。也就是说，央视的新闻我们可以反过来看。我们当然理解央视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党的喉舌，自然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但是，事情永远是可以做好的，命题作文也是可以不至于差成这样的。这是事情最坏的结果。一个媒体，完全没有公信力可言，非但没有倒闭，还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号，那只能说明连同这个国家都失去了公信力。

　　不幸的是，在这次火灾事件中，央视又一次重演了一遍。这应该是建国以来除去森林大火以外，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一场火灾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特大新闻，但在央视的轻描淡写下，这场火灾就像烧了你我家的房子一样平常。假设是BBC的大楼放烟花烧了，甚至是湖南卫视的楼烧了，央视一定是报道的最积极的，不仅要滚动播出，而且估计导播都得乐得在地上打滚，做到真正的滚动播出。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曾经一度是全世界的头条以及直播的新闻，在一个国家电视台里并无体现，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新闻现状，我们看到的所有新闻都是经过了别有用心的删选和选择的，一切都看剧本需要和导演要求。

　　这把大火需要反思的不是烟花需要不需要禁放，这是一个小问题，这只是央视在漫漫自焚路上的一个小高潮而已，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央视需要不需要禁放。而政府也需要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喉舌，在现在的操作模式下，其实还拖累了主子的形象，本来是真事，被这些媒体一说，新华社通稿一发，反而像个假事了，本来是个加分的事，被他们一宣扬，居然正正得副变成了一个减分的事情。而且随着年轻人的成长，这些媒体上报道的内容正逐渐的成为笑柄。虽然他们都是由宣传部门直接管理，但是，在这五十年中，社会和政府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不过对于这些宣传机构的控制管理以及他们的宣传方式都和五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增添了五毛党等一些颇为不得力的辅助，自然会被时代淘汰。

　　五十年前人好骗，你今天人民日报说毛主席语录发行到美国导致了美国的灭亡，晚上九成八的群众都会像央视那样放烟花庆祝.但现在是一个讲究以德服人和以德蒙人的年代，所以，希望这场大火能让相关部门考虑考虑，新闻到底需要不需要联播。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c3ip.html